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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回顾与国债收益率展望

第一节:量化宽松(QE)的通胀传导效应:疫情前后的对比

我们继续讲课。有同学课下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再多讲一点。

我们来看图表。在QE1、QE2、QE3三次量化宽松期间,QE对美国通胀的传导是比较迅速的,这种传导速度肉眼可见。其原因在于,当时美国经济状况较差,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因此显得比较明显和直接。所以,当美联-联储一开始实施QE,市场便预期经济将要好转,从而鼓励消费,通胀随之很快上行。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是比较顺畅的。

然而,我们再看疫情之后的情况。可以明显观察到,美联储的国债持有量变化向通胀的传导变得相当迟缓,时间差达到了将近一年。图表中的每一格代表三年,因此三分之一格的距离就近似于一年。可以看到,在国债持有量大幅增加一年后,通胀才开始缓慢回升。

之后,到了2021年、2022年直到现在,美联储实际上已经在净卖出其持有的长期国债,但通胀水平却并未随之下降。这表明,在当前阶段,美联储无论是实施货币宽松还是紧缩政策,其向通胀的传导都非常迟缓。这背后的原因是,实体经济的运行主要不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例如,在疫情封锁期间,即便美联储释放了大量货币,人们也因居家隔离而无法外出消费,货币因此无法有效地传导至实体经济。

第二节:流动性效应主导下的市场反常现象

在货币传导路径受阻的情况下,流动性效应便开始主导市场。我们观察到,疫情之后,美联储的国债持有量与利率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由流动性效应主导所导致的结果。

有同学可能会问:“如今疫情已经结束两年,到了2024年,为什么市场仍然呈现负相关?” 原因是,美联储在疫情后投放的流动性规模极其庞大。尽管目前正在缩减流动性,但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依然高达七万亿美元,比疫情前多出了近三万亿美元。因此,市场中仍有巨量流动性存留,使得流动性效应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与美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之间,依然是一种背离的关系。

第三节:“十亿美元问题”: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未来走向

基于以上分析,一个核心问题随之而来:美国国债收益率未来会朝哪个方向变动?这并非“百万美元问题”,而是关乎巨额资金的“十亿美元问题”。

我们的判断逻辑如下: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流动性效应终将消退。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并非是在金融市场堆积资金,而是要影响实体经济。而要有效影响实体经济,就必须依赖一条顺畅的货币传导路径,这种顺畅的路径所对应的应该是费雪效应(Fisher Effect)主导的市场。

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收益率应与美国制造业PMI呈正相关。当前疫情后至今的负相关状态是反常的,虽然其持续时间有待观察美联储后续政策,但终究会回归正常。一旦回归正常,就意味着美国国债收益率需要向美国经济的景气度收敛。那么,利率的走向应该是向下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对美债利率的判断是,它将进入一个逐步向下的过程。

第四节:潜在的扰动因素与投资策略

然而,这个过程存在一个扰动因素,即特朗普若重新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宣称要对华展开贸易战,这将意味着美国供给收紧(进口商品减少)。同时,他主张在国内减税以刺激内需,并计划驱逐移民,从而减少低端劳动力供给。按照其宣称的政策组合(扩大内需、收紧供给),美国的通胀率有可能会上升。通胀上行将大幅减弱市场的降息预期,可能导致美国利率不降反升。

因此,在特朗普当选后,美债收益率可能会受到向上扰动。尽管如此,其长期的大趋势仍应是向经济基本面收敛。

这个分析逻辑可以引申出一个非常现实的投资策略:做多美债(即预期美债收益率下降,美债价格上涨)。当然,鉴于特朗普政策可能带来的短期扰动,可能会导致美债收益率反弹,因此在做多的过程中需要保持灵活。如果特朗普的政策非常激进,甚至可能推动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具体情况,还需要观察特朗普当选并在明年就任总统后的实际操作。

第二章: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

第一节:独特的隔夜利率波动

讲完美国,我们来看中国,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

首先看隔夜利率。在上一节课讲解常规货币政策时我们提到,央行的操作目标是调控短端利率(如隔夜利率),并通过对隔夜利率的调控及其对市场预期的引导,来影响整个收益率曲线,从而将其政策意图传导至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为了有效引导市场,隔夜利率本身需要保持相对的明确和稳定。

观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或欧元区的隔夜利率(ESTR),可以发现它们的走势非常清晰:在央行不调整政策利率时,市场利率基本维持在一条直线上;每次调息,利率会应声跳动,例如加息25个基点,利率就上跳25个基点。

然而,再看中国的隔夜利率图表,其波动幅度之大令人困惑。这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是我们的央行调控水平不足,连隔夜利率都无法稳定?

在产生这样的疑问时,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央行的官员是专职做这件事的,我们能看到的问题,他们不可能看不到。如果他们采取了一些在我们看来很“笨”的措施,我们应该反思,自己是否未能充分理解他们的目标和所面临的约束。

仔细观察图表,会发现在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中国的隔夜利率走势一度非常平稳,颇有美联储的调控风范。那段时间,中国央行正在尝试构建所谓的“利率走廊”。这表明,央行具备稳定利率的能力。然而,从2016年下半年至今,利率又开始剧烈波动。由此可以推断,当前隔夜利率的不稳定,并非央行“能力不行”,而是“不愿意”将其稳定下来。它似乎是故意让隔夜利率波动。至于原因,我们稍后会深入探讨。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模型有很大不同。

第二节:高储蓄率与银行的放贷冲动

要理解中国的金融现象,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必须将其与背后的实体经济运行联系起来。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M2占GDP的比例在过去三十年持续上升。这并非简单的“货币超发”,而是源于我国的高储蓄特征。大量的国民储蓄以M2口径下的银行存款形式存在,导致了M2/GDP比率的不断攀升。

作为一个高储蓄的经济体,储蓄在实体经济中有两个主要去向:转化为国内投资,或者通过经常账户顺差借给外国人。其中,国内投资是主要部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绝大部分需要通过金融体系作为中介来完成。

因此,当实体经济存在大量储蓄时,反映在银行体系,就是银行拥有非常强的对外放贷能力和意愿。用古典经济学的“可贷资金”(Loanable Funds)理论来说,大量的存款使得银行拥有了大量的可贷资金。银行吸收储蓄后,如果不能将资金放贷出去,自身就会亏损,因此有强烈的动机将存款转化为贷款以获取收益。

第三节:现代法币体系下的“储蓄过剩”逻辑

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困惑:在现代法币体系下,银行是“贷款创造存款”,并不需要先吸收存款才能放贷。那么,“可贷资金”又从何而来?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之前讲过的实体与金融的简化模型。假设一个经济体中,储蓄者拥有40单位的大米作为其储蓄。他需要将大米卖掉换取货币,再将货币存入银行。当存在大量储蓄时,大米市场上就会出现强大的供给,从而产生价格下跌(通缩)的压力。

为了维持物价稳定,银行体系就必须创造出足够的货币,放贷给投资者。投资者借到钱后,用这些货币去购买储蓄者出售的大米。这样,既保证了大米市场的供需平衡(真实的供给与名义的需求平衡),又稳定了价格。而投资者购买大米支付的货币,最终流回储蓄者手中,储蓄者再将这些货币存入银行,形成存款。

所以,结论是:虽然在法币体系下形式上是“贷款创造存款”,但其背后的真实经济故事是“储蓄过剩”。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存在过剩的储蓄(待售的大米),银行体系才“被迫”创造出大量的贷款和货币,而这些货币最终又以存款的形式沉淀下来。本质上,仍然是储蓄者的海量储蓄在先,银行的大量放贷在后。

如果在这个体系中,银行放贷不足,经济就会因总需求不足而陷入通缩。因此,在中国特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导致的高储蓄背景下,银行体系天然地存在着大规模向外放贷的压力。如果放贷不够,实体经济就会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

第三章:“堵水”的游戏: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

第一节:金融体系的“势能”与监管的博弈

既然实体经济有如此多的储蓄需要转化为投资,理论上让金融体系顺畅地向企业放贷即可。但在实际运行中,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将金融体系比作一个储水池,由于实体经济的储蓄过剩,这个池子里的水位很高。水(资金)自然地会流向需求方,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势能”——大量的储蓄要通过金融体系流向投资者。

正常情况下,让它自然流动即可。但在过去十几年中,政府认为这种流动会带来问题:流向房地产,会制造地产泡沫;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会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因此,监管的“有形之手”开始出手,试图阻断这些资金流动的渠道。

这就好比玩挖沙子的游戏。你筑起一个高水位的水池,水因势能而向下流动。但你对某个流水的渠道不满意,于是把它堵上了。然而,水的势能依然存在,它会绕开你的阻碍,形成新的渠道。你发现后,再次堵住新渠道。水又会寻找更新的路径。如此周而复始,结果就是到处都被堵塞,水漫金山,最终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金融乱象。

这便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金融运行的核心逻辑: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之间持续的博弈。

第二节:实体经济的政策选择与金融表现

我们曾分析过中国经济的几种可能性。最好的出路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走向“消费引领”的新路,但这难度极大。重回“外需拉动”的美好时光,也因国际环境和自身体量的变化而概率很小。

最终,中国经济只能在“中策”和“下策”之间选择:

  • 中策:继续通过投资(主要是基建和地产)来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这是在现有约束下的最优选择。
  • 下策:既不调整分配,也不搞投资,最终因总需求不足而陷入长期通缩。

这两条路与我们当前讨论的金融问题息息相关:

  • 走中策,在金融上表现为储蓄大量流向投资,即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大规模放贷。
  • 走下策,在金融上则表现为约束资金流向投资的两大主引擎(地产和基建),也就是在资金通道中“堵水”。

当然,主张“堵水”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并不认为这是在走下策。他们或许认为,不走中策,让经济经历阵痛、实现结构优化,未来才能轻装上阵。这背后是不同思想的博弈,我们未来再详细讨论。

第三节:投资的主体与融资的需求

中国投资的三大构成部分是:制造业(约占1/3)、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两者合计约占50%)。它们是金融体系最主要的融资需求方。居民部门的融资需求也主要来自购买房产,因此也与房地产密切相关。

这三类投资可以分为两类:

  1. 制造业投资:这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在建设过程中消耗钢筋水泥,是需求;但建成投产后,就从需求端转化为了供给端。如果持续依靠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会不断加剧产能过剩问题。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一个教训就是,当时对制造业投资的刺激过猛,导致随后几年产能过剩压力明显加大。
  2. 基建与地产投资: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消费型”投资。它们不像制造业投资那样会快速带来产能扩张,反而有助于提升民生水平。因此,对于一个消费不足的经济体,通过“消费型”投资来拉动需求,存在其内在的合理性。

自次贷危机导致外需减弱后,国内的投资需求主要依靠基建和地产来拉动。因此,这两大领域也成为了过去十几年我们金融体系两个最主要的融资需求大户。

第四节:“堵水”的理由:债务风险与资产泡沫

尽管大逻辑上合理,但基建和地产投资各自都存在严重问题,这也成为了政府出手“堵水”的理由。

1. 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债务 基建投资的投融资主体是一类叫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的特殊国有企业,通常也被称为“城投公司”。地方政府以注入土地等资产的方式设立这些公司,再由它们作为主体去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城投债),筹集资金来推进基建项目。

目前全国约有三四千家这样的融资平台。从它们披露的财务报表来看,问题十分突出。2023年,城投公司的总资产回报率(ROA)平均只有约1.5%,而它们发行的城投债平均融资成本却高达4.5%。这意味着,城投公司以4.5%的成本借来的钱,在它们手中只能产生1.5%的回报,投资回报甚至远不能覆盖资金成本。

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庞氏骗局”,因为其自身无法偿还本息,只能依赖“借新还旧”来维持。这个游戏滚下去,债务雪球会越来越大,终有崩溃的一天。因此,观点认为,必须控制对城投公司的融资,以防范债务泡沫破裂。

2. 房地产与资产泡沫 再看房地产市场。无论是从全国平均水平,还是从核心城市来看,中国的房价收入比都高居全球前列。根据全球生活成本调查网站Numbeo的数据,在全球大国中,中国的房价收入比独占鳌头;在全球大城市房价收入比排名中,香港、北京、上海、深圳更是包揽前四,并以断崖式优势领先。

房价如此之高,被普遍认为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日本的先例近在眼前:其90年代房价泡沫破裂后,经济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因此,逻辑同样很清晰:既然房价泡沫已经如此巨大,难道不应该严格控制地产融资,阻止泡沫继续吹大吗?

第五节:政策定调:“去杠杆”与防风险

除了上述两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

2015至2016年间,人民日报曾连续发表三篇署名为“权威人士”的文章,充分体现了“防风险、不做强刺激、去杠杆”的政策态度。文章明确指出:“防风险就是稳增长”,“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的GDP”,并强调经济运行将是“L型”走势,根本出路在于结构性改革,投资扩张只能适度,绝不能越俎代庖。其中一句名言是:“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

这一系列表态清晰地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意图。而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中,95%以上是债权型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和债券)。因此,“去杠杆”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社会融资进行紧缩,抑制广义货币的派生。

第四章:博弈的历史回顾(2009-2015)

第一节:2009年——后危机时代的“天量信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内需急剧收缩,导致其贸易逆差在短短半年内减半。作为全球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的出口受到重创,经济面临沉重下行压力。

为应对外需疲弱,国内政策只能转向刺激内需。但消费受制于收入分配结构和居民未来收入预期,短期内难以有效提振。尽管当时也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购置税减半等消费刺激政策,但最终真正把经济拉起来的,是投资的急剧膨胀。

著名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中,财政直接出资仅占一小部分,大量资金来源于银行体系的信贷投放。数据显示,2009年的新增信贷达到了9.6万亿,相较于2008年的4.9万亿直接翻倍,是名副其实的“天量信贷”。如此大规模的信贷投放,迅速拉动了投资,但也同时推高了通胀和房价。

第二节:2010-2011年——第一轮博弈:绕道“票据”

天量信贷的副作用很快显现,从2010年开始,信贷政策显著收紧。中国除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常规工具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利器”——贷款额度管控。人民银行直接向各商业银行下达贷款额度,这能非常有效地控制信贷规模。

然而,政策的突然收紧让银行和企业都陷入了困境。很多项目刚开工一半,后续贷款却跟不上了。为了规避额度管控,同时维持项目运转,市场开始了第一轮“绕道”。这次的工具是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本身体现为一种信贷,需要占用贷款额度。但商业银行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利用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信社)进行“倒票”:

  1. 商业银行向企业开出承兑汇票,占用了自身贷款额度。
  2. 为了腾出额度,它将这张票据卖给管理相对不规范的农信社。
  3. 农信社由于资金有限,会立刻将票据再卖回给商业银行。
  4. 关键在于会计处理:商业银行将此交易记为“买入返售”,在当时的会计准则下不占用贷款额度;而农信社则简单记为“卖断”,也不占用其额度。

通过这一圈操作,一张票据凭空从贷款额度监管中“消失”了。这导致在2010-2011年上半年,票据融资规模激增。

监管层很快发现了这一漏洞。2011年下半年,央行开始严查“农信社倒票”,导致票据无法顺利“洗出”额度。大量票据积压在商业银行手中,只能折价卖出,造成2011年三季度票据利率飙升至历史高点。这是政府与市场的第一轮博弈。

第三节:2012-2013年——第二轮博弈:影子银行与“钱荒”

票据的路被堵死后,市场找到了新的通道。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银行理财产品的快速发展,第二轮博弈的主角是影子银行。

银行理财产品属于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募集的资金不计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因此不受贷款额度等传统监管指标的约束。商业银行利用这一点,创造了所谓的“银信合作”、“银证合作”等模式:

  1. 银行不再直接向企业放贷。
  2. 而是让信托公司或证券公司设立一个专门的资管计划(信托计划)。
  3. 银行用表内自营资金或表外的理财资金,去购买这个资管计划的受益权。
  4. 信托公司再将这笔钱,以信托贷款的形式投向银行早已指定的企业。

通过这个通道,一笔实质上的贷款业务,在银行账上被包装成了“金融同业业务”或根本不体现在表上,从而完美规避了贷款额度管控。这导致了2012年至2013年上半年,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为代表的社会融资规模急剧增长。

由于这类业务跨越了银监会、证监会等多个监管部门的界限,传统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难以看清其全貌和风险。央行发现,虽然能看到社融快速增长,却无法用传统工具进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央行只能选择收紧最终的流动性总闸门——基础货币。

2013年6月,在美联储退出QE预期引发全球资本流动变化、国内社融过快扩张消耗超额准备金等多重因素叠加下,央行采取了偏紧的态度,最终导致了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飙升的“钱荒”事件。这可以看作是央行在无法控制广义货币(社融)扩张的情况下,转而强力收缩基础货币的一次“反击”。

第四节:2014-2015年——第三轮博弈:“流动性堰塞湖”与股市泡沫

“钱荒”确实有效遏制了社融的过快增长。从2013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社融增速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监管继续加码:2014年国务院出台“43号文”,严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对房地产的融资调控也持续收紧。

然而,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开始放松基础货币的投放,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持续走低。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

  • 上游(基础货币):水龙头是拧开的,流动性充裕。
  • 下游(广义货币派生):流向实体经济(主要是地产和基建)的两大主要渠道却被政策堵死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流动性堰塞湖”:大量资金被创造出来,却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只能堆积在金融市场内部,推高金融资产价格。

这一时期,市场出现了奇特的现象:经济数据越差,股市反而越涨。因为经济差会强化市场对央行“放水”(投放基础货币)的预期,而这些“水”又会淤积在金融市场,进一步推高股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叠加了当时金融创新(如融资融券、场外配资)的催化,大量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催生了2014下半年至2015上半年的股市大泡沫。这是一个典型的“泡沫牛”、“杠杆牛”。

第五节:2015年股灾——堰塞湖的溃决

建立在杠杆资金之上的牛市是极其脆弱的。2015年6月,随着监管层开始清理场外配资,股市泡沫轰然破裂。

与以往的熊市不同,这次股灾的特点是下跌速度极快,呈现“踩踏式”下跌。由于杠杆资金的存在,股价下跌会触发强制平仓,而强制平仓又会加大抛压,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市场一度出现“千股跌停”的极端情况,流动性完全枯竭。

这场股灾的冲击迅速从股市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基金公司因无法卖出股票来应对赎回,被迫抛售债券,引发债市下跌;证券公司的两融业务面临大量坏账风险,其自身资本金受到严重威胁。这是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股市的剧烈下跌真正冲击到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股灾的根源,正是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被人为阻塞后,所形成的“流动性堰塞湖”的最终溃决。

(课程在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