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这是根据您提供的课程录音字幕转录,并按照要求润色和分段后的书面内容。

第一章:2015年股灾的本质——货币传导路径阻塞

2015年的股灾,其根本原因是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我们可以将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分为两个环节:基础货币的创造和广义货币的派生。

在2013年“钱荒”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市场利率水平其实已经下降了。七天回购利率从2013年到2014年整体下行,到2014年时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2014年至2015年间也维持在低位。这表明,在基础货币这个环节,流动性其实已经非常充裕。

然而,在广义货币派生这一环节,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幅却一直比较低迷,从2013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都处于较低水平。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一方面是银行间市场日均成交量的同比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量的乏力。这表明,从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传导出现了阻塞。

大量的流动性因此堆积在金融市场,无法进入实体经济。这种现象该如何理解呢?

第二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堰塞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获得基础货币后,如果只是将这些货币闲置,实际上是亏损的。因为商业银行从央行获取贷款(例如通过逆回购、MLF等工具)需要支付利息,而这部分资金存放在央行形成的准备金存款所获得的利息要低得多。因此,商业银行必须要把钱用出去。

一种方式是投向实体经济,比如给企业和居民发放贷款,从而获得贷款利息收入。但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例如,当时主要的资金需求大户,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由于政策清查和调控而难以获得贷款——那么金融机构怎么办呢?

它们只能将资金投向其他的金融资产,比如购买股票和债券,这自然会推高这些资产的价格。基础货币总要有一个去向,不去实体经济,就必然会流向金融资产。

(当然,有人会问,投向股票和债券的收益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讲。)

因此,当2014至2015年,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调控导致这两大传统融资主体的需求被抑制后,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就此阻塞。这形成了我称之为“金融市场流动性堰塞湖”的局面。随着“水位”越来越高,最终导致了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泡沫化,并首先在股票市场上表现出来。

通常情况下,中国的A股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景气指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但在2014至2015年,两者出现了巨大的背离。这正是由流动性推升的泡沫,并且这个泡沫还建立在高杠杆交易之上,蕴含了巨大风险。最终,在2015年6月,风险爆发,演变为股灾。

股灾的主要特点是下跌得特别急,这会导致许多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来不及通过强制平仓来收回其融资款项,从而形成大额坏账,冲击券商和基金公司的稳定性。可以说,第一次股市的大幅下跌直接导致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尽管对银行体系的冲击非常有限)。最后,通过“国家队”进场等一系列强力措施,股灾才得以稳住。

这段经历也塑造了我个人的分析框架。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我注意到财新PMI等经济指标一路下滑,到2015年甚至创下四年新低,但股市却在疯狂上涨。直到2014年11月左右,我才想通了“流动性堰塞湖”这个逻辑。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金融现象至关重要,否则你将无法理解大部分发生的事情。

第三章:债市的泡沫与去杠杆

股灾之后,资金依然难以进入实体经济,股市也无法再进入,于是大量资金涌向了债券市场,并且同样是以加杠杆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广义基金(包括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等)通过回购融入的资金量,在2015年股灾前,规模大约在一万亿人民币左右,但到2015年底就飙升到了四万亿。这些融入的资金被用来大规模购买债券。例如,广义基金持有的国债存量在2015年底到2016年初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这种通过回购融资(买入长期债券,再将长债抵押出去换取短期资金,再买入长债)来套取长短期利差的“回购养券”交易,使得整个债券市场的杠杆水平急剧提升。衡量债市整体杠杆的一个指标——银行间市场回购日均成交量与债券市值之比——在2015年股灾后至2016年间大幅攀升。

有趣的是,在债市杠杆急剧攀升的同一时期,银行间市场的隔夜回购利率却异常稳定。这是因为当时的央行正在尝试构造所谓的“利率走廊”,模仿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利率调控机制。当债券投资者发现短期资金的价格非常稳定且廉价时,他们借入短期资金进行杠杆套利的风险感知就会很低,从而倾向于建立更大规模的杠杆头寸。

正是这种稳定的短期利率,催生了2015年至2016年债市的高杠杆。到2016年6月,我观察到经济基本面已开始好转,同时债市杠杆风险极高,因此我判断债券牛市即将结束,并警示了债市的高杠杆风险。逻辑很简单:2015年股市的杠杆交易刚刚导致了股灾,如果放任债市杠杆继续膨胀,也必然会引发类似股灾的“债灾”。

从事后来看,央行也意识到了这一风险。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债市去杠杆。其主要手段就是增加短期资金面的波动性,推升短期利率。当短期资金的获取变得不再稳定和廉价时,投资者的杠杆水平便会自动下降。这一过程导致了2016年下半年债券收益率的大幅上行和债券牛市的终结,市场一度称之为“债灾”,但我认为这其实是一次成功的、由央行主动引导的去杠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2016年下半年至今,我国的隔夜利率波动如此之大。这并非央行没有能力将其稳定下来,而是央行知道,一旦利率过于稳定,就会诱发金融机构加杠杆的冲动,从而积累风险。所以,每当债市杠杆交易规模走高时,我们都可以预期后续的短期资金面会收紧,利率波动会加大。

这也留下一个思考题:为什么中国的投资者在利率稳定时就容易“加杠杆成瘾”,而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似乎就不会呢?这个问题我们后续课程会再探讨。

第四章:供给侧改革与“去杠杆”的冲击 (2018-2019)

从2015年开始,我国推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顾来看,其中推进得最为猛烈的是“去杠杆”。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债务已经过多,濒临债务危机的边缘。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而在我国的社会融资构成中,银行信贷和债券等债权型融资占比常年超过95%,股票等股权融资占比极低。这意味着,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几乎等同于全社会债务的增长。因此,“去杠杆”的政策目标最终落脚于压缩社会融资的增量。

从2015年供给侧改革后,我们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去杠杆。第一波是2018年至2019年,主要针对国有企业。我们看到,在此期间,社会融资增速再次回落,基建投资增速也因其融资来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属国企)受限而显著下滑。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所谓的“资金空转”,监管也收紧了银行通过信托、券商资管等渠道(即“非标融资”)向实体经济输血的迂回路径。这看似打击了金融同业业务,但实际上切断了许多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来源。

结果是,在“国企去杠杆”的背景下,民营企业遭受了更大的冲击。我们看到,2018年至2019年,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非标融资显著萎缩,同时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的信用利差(发债成本之差)显著走阔。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压力巨大,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民营经济退场论”等极端言论,最终需要最高领导人出面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来稳定信心。这说明,一项政策如果没有理清其复杂的传导逻辑,其结果可能与初衷南辕北辙。

第五章:LPR改革——“兵出子午谷”的新路径

在与市场博弈的过程中,央行发现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存在诸多掣肘。例如,为了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央行需要降低短端利率;但降低短端利率又会刺激债市加杠杆,引发金融风险,使央行陷入两难。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2019年8月,央行推出了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这次改革的本质,是在传统的、通过金融市场层层传导的路径之外,新开辟了一条央行掌控力更强的传导路径,我称之为“兵出子午谷”。

新的路径是:央行政策利率(如7天逆回购、MLF利率)→ LPR → 贷款利率。

央行可以直接通过调降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来引导LPR下行,而银行的新增贷款利率又直接挂钩LPR。这样,央行就可以绕开充满博弈的银行间市场,更直接地影响实体经济的贷款成本。

LPR改革之后,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双轨制”现象。央行的7天逆回购利率,其主要传导目标是MLF和LPR这一条线,因此它与银行间市场的DR007、R007等市场利率的关联性就变得不那么紧密了。市场化的回购利率(DR007, R007)依然被允许有较大波动,以抑制杠杆交易;而政策性的LPR传导路径则相对独立。

对于债券投资者而言,他们必须理解,DR007和R007的每一次大幅波动,都不是随机的,而是央行有意为之或放任的结果,背后蕴含着政策意图。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从这些波动中去揣摩央行的态度,以判断未来债市的走向。

第六章:房地产市场的困境与利率敏感性缺失

最近一轮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其根源,同样与去杠杆政策有关。

从本世纪初到2018年,我国上市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持续攀升至80%以上,杠杆率畸高。因此,从2020年开始,针对地产开发商的去杠杆政策开始推进。这个初衷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任由杠杆率无序攀升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

但问题在于,当一个市场已经处于高杠杆水平时,强制去杠杆极易引发“踩踏”,导致市场急剧逆转。从2021年至今,房地产开发商的各类资金来源总规模收缩了近一半。如此剧烈的资金收紧,导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信用风险持续爆发(“爆雷”)。

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购房者不敢再买期房。因为他们担心开发商倒闭,导致自己支付了首付的房子最终“烂尾”。数据显示,从2021年至今,期房的销售面积下降了一半还多,而同期现房的销售面积甚至略有上升。这清晰地表明,当前房地产销售下滑的主导因素,并非人口老龄化或收入预期下降,而是对开发商信用风险的担忧。

由于期房在我国商品房销售中占绝对主导(曾接近90%),期房销售的腰斩直接导致了整个房地产销售市场的急剧萎缩。

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了房地产行业前所未有的“融资利率敏感性缺失”。在过去,房地产对利率非常敏感,只要利率下降,地产销售和按揭贷款很快就会回暖。但2021年至今,尽管按揭贷款利率已大幅下调,但销售和贷款增速依然持续下滑。因为对于购房者而言,房子能否按时交付的风险,已经远远超过了那几个点的利率优惠。

第七章:利率失灵的蔓延与政策展望

到2024年,这种利率敏感性缺失的状况,已经从房地产蔓延到了更广的范围。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也开始化解债务,其融资行为受到严格的行政约束。

于是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一方面,市场利率(即便是低评级的企业债收益率)已经降至历史低位;另一方面,剔除政府专项债后的社会融资(更能反映实体经济自发需求)却在同比少增。利率与融资需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背离。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实体经济的两大融资需求主体——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它们的融资行为已经不再由利率决定。开发商想融资但银行因风险太高而不敢放贷;地方政府想融资但政策不允许。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降息是无效的。降低利率只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就像2015年股灾前夕),而无法有效刺激实体经济。这就是我一直反对当前降息的原因。如果你了解过去十几年中国金融市场的运行逻辑,就不会认为降息是灵丹妙药。此时,真正有效的工具应该是大规模的、主动创造需求的财政政策。

展望未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处于十几年来的新低。它何时能够触底回升?答案是:当实体经济的融资利率敏感性得以恢复时。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财政政策。通过财政发债和支出,可以直接创造融资需求和经济总需求,从而拉动利率回升。

事实上,央行已经注意到了未来利率可能反弹的风险。为了避免重演去年美国硅谷银行因利率急升、持有债券亏损而倒闭的故事,央行从2024年8月开始,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这一方面是为未来更大规模的财政发债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未来利率回升时,可以平滑其上升速度,避免对持有大量债券的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过大冲击。

总结与待解问题

回顾过去十几年,中国金融市场的种种“乱象”,看似混乱,实则有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监管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之间持续的博弈。

最后,我留下两个问题,我们将在后续课程中探讨:

  1. 监管的逻辑:政府的“有形之手”为什么要如此干预?其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2. 两种“杠杆”的混淆:课程中我们谈到了两种杠杆。一种是宏观的“债务”(如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率),另一种是金融市场的“杠杆交易”(如回购养券)。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是危险的。我们应该警惕和抑制的是带来急剧动荡的“杠杆交易”,而不是宏观的“债务规模”。在一个储蓄过剩且以债权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中,债务的适度增长是必然且合理的。任何试图强行压缩整体债务规模的政策,对经济的伤害可能远大于其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