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金融杠杆与实体债务的区分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在金融市场中抑制过度的杠杆交易,而非对实体经济进行去杠杆。关于实体经济的问题,此前已经解释多次,下一节课还会再做详细阐述。作为一个消费不足的经济体,我国必然伴随着高储蓄。由高储蓄和债权型融资主导的结构,也必然带来实体债务的上升。这是必然、正常且合理的现象。我们不应教条地认为实体经济债务高就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然而,金融市场中过度的杠杆交易确实存在巨大风险。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杠杆交易完全禁止。正如我前面所讲,杠杆交易本身存在风险,但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若使用得当,例如用于对冲,它反而可以降低风险;若使用不当,则会加大风险。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其存在风险就全面禁止,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做的是控制其规模,防止“过度”。
那么,“过度”的标准在哪里?这无法一概而论,没有一个固定的水平可以断定风险的大小。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时我们会发现,即便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同等水平的杠杆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也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这就需要进行动态调控。例如,我们的监管部门有时会针对高频交易或股指期货交易设置较高的交易成本。我认为,这些措施的目的正是为了降低杠杆交易的风险。尤其当监管发现某些时期风险较高时,可能会通过大幅提高交易成本来加以控制,这是合理的做法。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抑制金融市场的过度杠杆交易”和“推动实体经济的去杠杆”,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然而,许多人未能区分这两者,它们实际上是性质不同的事物。
第二章:债务的流向:中国投资的三大构成
在阐明上述问题后,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对金融的分析。
我们之前讨论了由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所产生的融资结构。在这种由极大量的债权型融资主导的结构下,我们面临两种杠杆风险:一个是需要警惕的金融杠杆交易风险,另一个则是相对合理的实体债务杠杆上升。
接下来我们需要分析的是,通过这种融资结构产生的债务,其最终的流向是哪里?债务的流向与我国实际投资的构成密切相关。中国的投资构成非常简单,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这三者相加,占到总投资的80%。当然,近年来由于房地产调控,地产投资占比下滑明显。几年前,地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如今已降至不足五分之一,但其体量依然巨大。
在这三类投资中,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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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投资:我将制造业投资归于此类。制造业投资在项目建设阶段,消耗钢筋水泥,体现为需求。但项目一旦建成,就会从需求端转化为供给端。因此,若持续通过制造业投资来拉动需求,会发现产能越来越大,产能过剩的压力也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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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型投资:我将基建与地产投资归于此类。这类投资虽然属于投资范畴,但它不会像制造业投资那样直接带来产能扩张,同时又能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因此,它更接近于消费,可以称之为“消费型的投资”。
从宏观道理上讲,中国是一个消费不足的经济体,通过“消费型投资”来拉动需求,似乎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提到,地产与基建投资本身也存在问题。今天,我们就要详细探讨这一点。
第三章:深入剖析房地产市场
3.1 房地产市场的流行谬误
我们先回到房地产。这张图此前展示过,数据来源于Numbeo网站的统计。该数据由全球各国网友自行上报,最终汇总得出全球各国的房价收入比。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在全球依然名列前茅,在大国中更是独树一帜。所以,中国房价高企,是一个基本事实。
需要明确的是,这是以房价收入比来衡量的。如果直接比较绝对房价,可比性不强。例如,美国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而中国仅为1万多美元,直接比较北京和纽约的房价,纽约的绝对价格可能更高。但是,北京的房价收入比要远高于纽约。
当房价如此之高时,市面上流行的关于中国房地产的逻辑却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价格高通常意味着供不应求。但同时,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声称中国房地产供给已经过剩,建造的房子已经足够多,无需再新建。然而,当你追问这些人得出结论的数据依据时,他们通常无法回答。
这个市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做研究的人与讲故事的人区别何在?研究要求真求实。故事可以随心所欲地讲,但研究必须确保所讲的逻辑与现实吻合。因此,在阐述我的逻辑时,我会不断通过数据来佐证。如果不需要数据,故事可以讲得天花乱坠。某种程度上,那些对宏观研究一知半解的人讲出的故事可能更动听,因为他们可以像写小说一样编造各种情节。前些年有一套名为《货币战争》的书籍非常流行,我也读过,确实引人入胜。但我们应当将其作为小说看待,而不应视作教科书,否则便会误入歧途。
32. 数据证伪:人口结构并非根本原因
让我们来看现实。一个基本事实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确实提升了很多,近年来虽有回落,但仍接近40平方米。但这并不能断定中国的人均居住面积就应该在40平方米见顶。以中国台湾省和日本的数据为参照,它们也并未在40平米时就停滞不前。凭什么我们大陆居民的人均居住水平就只能到此为止呢?
而且,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是:中国是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体,这意味着什么东西都应该是富余的。以中国的生产能力,我们的中产阶级至少应该实现在上海、成都、三亚各拥有一套房,这才能体现我们产能过剩经济体的本色。但现实却是,我们这个产能够剩的经济体,在房地产市场上却让大家感到异常困难。在北京,动辄几百上千万的房子被视为“豪宅”,但房屋品质却常常令人流泪,一些“老破小”也能卖出天价。这恰恰说明房子是供给不足的。
因此,首先可以明确,关于“人均居住面积已到顶”的说法,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其次,关于“人口老龄化导致房地产需求饱和”的论调,这纯粹是罔顾数据的胡言乱语。人口结构数据可以做到非常精确的预测。联合国每年都会发布《世界人口展望》,其中包含了全球各国极为细致的人口结构数据及预测,直到2100年,这些数据都非常容易获取。
我们将数据拿来分析。左图的深色线是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变化率,另外两根线分别是25-39岁年龄段人口数和劳动年龄(15-60岁)人口数的年变化率。可以看到,人口变化率的波动幅度远小于住宅销售面积的波动,两者相差一个数量级。用一个波动小得多的变量去解释一个波动大得多的变量,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
为了看得更清楚,右图将住宅销售面积增速移至右轴。我们可以用肉眼观察25-39岁人口增长率与住宅销售面积增长率这两条曲线,它们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如果需要更精确的证明:从2000年到2023年,这两条线的相关系数仅为0.14。
因此,我完全看不到任何证据支持“中国老龄化导致住房需求见顶饱和”的论断。
事实上,如果你对中国的人口结构有更细致的研究,你会发现虽然整体趋势是老龄化,但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并非单向变化,而是呈现起伏波动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最初动力是1970年代的婴儿潮,此后大约每隔20年,当这代人进入生育年龄,就会引发新一轮的婴儿潮。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四波婴儿潮,分别在1970年、1990年、2010年和2030年左右,当然波峰会越来越平缓。
我们再看右图数据:2023年,25-39岁(购房主力军)的人口数负增长约1.5%,听起来很严重。但我们看2004年,同年龄段人口负增长了2%。而在2005年,房地产销售面积正增长超过40%的时候,这一年龄段的人口数同样在下降(约-1.5%)。
- 2005年:购房主力军人数下降1.5%,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长40%。
- 2023年:购房主力军人数下降1.5%,房地产销售面积负增长20%。
你还能说这都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吗?数据根本对不上。许多流行的逻辑,只要一看数据便不攻自破。
3.3 房价高企的真正根源:土地供给制度
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高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下面这张图是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一张图。
图中,实线和虚线分别是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和房屋竣工面积的年增速,浅色柱状图是房价涨幅。大家可以用肉眼看到,在2004至2005年间,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和房屋完工面积增速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台阶式下滑。2004年之前,土地购置面积年均增长约30%;而从2005年至今的二十年间,土地供给增速平均为负增长。目前我国的年度土地供给面积,大约只有2004年的一半。
为什么2004至2005年会有如此剧变?因为2004年3月18日,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联合下发了《国土资发[2004]71号文》,在市场上被称为“71号令”。该文件要求,从2004年8月31日起,所有经营性土地出让,一律要通过“招、拍、挂”(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竞价方式进行。文件中明确指出:“8月31日之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来解释一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新中国成立土改后,土地所有权制度基本未变:农村土地(农地和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城镇建设用地归国家所有。企业或开发商要修建厂房或商品房,只能合法地在城镇建设用地上进行。在农村集体用地上修建的房屋,如“小产权房”,是不合法的,也拿不到房产证。
随着城市扩张,政府会通过征地手段,将土地从农民和村集体手中买过来,变性为城镇建设用地,再提供给企业和开发商。政府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款,与未来卖地的收入相比,相差悬殊,至少差了两三个数量级。
那么,2004年8月31日改变的是什么呢?是地方政府将土地变成建设用地后,提供给开发商的方式。在此之前,大量土地通过协议方式出让。例如,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会以较低的价格甚至免费将土地提供给优质企业或开发商,作为优惠条件。这种方式下,土地成本低,供给也相对宽松。因此,在2004年之前,土地购置面积增长非常迅速。
但“8·31大限”之后,所有土地必须公开竞价,价高者得。在这种模式下,土地的供应者是唯一的,即地方政府。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垄断供应者必然会通过减少供给、推高价格来获取垄断收益,政府也不例外。因此,当土地开始公开竞价出让后,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土地供给量大幅下降,土地价格大幅上升,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也大幅增加。
3.4 土地财政的形成与后果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深色线是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到2022年,已经萎缩到大约是2004年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却大幅扩张,在2020年高峰时期,一年高达8万亿人民币。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土地出让收入占中国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不足1%,攀升至2020年高峰时接近8%。这笔巨额的卖地收入,成为了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源。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上移中央,但事权依然保留,导致其在公共财政账本上存在巨大缺口。这个缺口主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来弥补,但转移支付的资金用途受到严格监管,地方政府使用起来不够灵活。因此,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可以灵活使用的资金,而这笔钱主要就来自于卖地收入。
既然地方政府要通过卖地来获得如此高额的收入,那么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反过来就构成了开发商的购地成本,并最终传导至我们老百姓的购房成本之中。房价就是这样涨起来的。
3.5 供给短板与空间错配
所以,当供给端的阀门被卡住之后,价格自然会持续上涨。中国虽是一个供给过剩的经济体,但在房地产领域却截然不同。
这张图中的三条线,分别是城镇房屋完工面积、中国真实GDP和中国汽车产量的指数化绝对水平。到2023年,我们的汽车产量大约是2000年的15倍,真实GDP是2000年的6倍,而房屋完工面积仅仅是2000年的4倍。我们的房屋供给增速甚至没有跑赢GDP。
因此,中国虽然是一个投资过剩、供给过剩的经济体,但在房地产领域,存在一个极其明显的供给短板。这个短板的根源,就是我们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制度。这种制度会导致土地供给缺乏价格弹性。理论上,价格上涨会激励市场提供更多供给,从而平抑价格。但在我们的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垄断供应未必有价格弹性,甚至在逻辑和事实上,存在房价上涨时土地供给反而减少的现象。
原因有二:
- 预算逻辑:地方政府每年有财政预算,包括卖地收入的预算目标。如果年内房价和地价超预期上涨,政府可能发现只需卖出比原计划更少的土地(比如原计划100公顷,现在80公顷就够了)就能完成预算目标。于是,它便减少了土地供应。
- 政策逻辑:在过去多年的房地产调控中,除了收紧信贷的“银根”,还曾流行一种“紧缩地根”的说法,认为土地供给过多导致炒地皮,推高了地价。因此,在房价上涨时,反而要收紧土地供给。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价格高恰恰说明供给不足,此时若再减少供给,只会让未来的价格涨得更高。但现实中确实这么做了。
更糟糕的是,土地供给还存在空间上的错配。国家对各地的土地供应有统一规划。在这个规划中,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土地供应反而被收得很紧。例如,北京这些年一直试图压降人口,其土地和公共服务供给计划都是依据人为设定的较低人口目标来规划的,导致供给更加稀少。而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土地供给反而相对宽松。
这就造成了土地供给分布与人员流动方向的严重错配:人口持续流入的东部发达地区土地少,而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多。于是,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些“鬼城”,而东部地区的房价上涨压力则被进一步放大。
3.6 房地产调控的怪圈
综上,如果你把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逻辑梳理清楚,就会发现,其核心就是一个由土地供给制度导致的房价持续上涨问题。
然而,过去十几年的房地产调控,却一直执着于在需求端做文章,而没有触及供给端的核心。我们看到的数据是,房地产销售与房价长期正相关,这表明行业的波动主要来自需求面的变化。我们最希望达到的“价跌量涨”的调控目标,因此一直无法实现。
这就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房地产调控的怪圈:房价上涨,引发民怨 → 出台调控政策,打压需求 → 房价和地产投资双双下滑 → 经济承压,稳增长需要 → 放松需求端调控 → 销售和投资修复,但房价再次上涨 → 新一轮调控开始。如此循环往复,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就是因为没有找对方向。
第四章:基建投资的商业模式:“土地财政 + 城投平台”
4.1 城投平台的“庞氏骗局”之辩
除了房地产,另一大投资引擎是基建投资。这张图也给大家看过,基建投融资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称“城投公司”。我们将近4000家城投公司的财务数据加总,得到的结果如图所示。
城投公司的总资产回报率(ROA),在2023年已降至不足2%,大约只有1.5%。这里的利润还是未扣除利息支出的息前利润。而它们的平均发债利率在2023年是4.5%。这意味着,它们用4.5%的成本融来的资金,在自己手中只能产生1.5%的回报,每100元投资就要亏损3元。
因此,在许多人眼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无异于一个“庞氏骗局”。又因为其背后站着地方政府,大家担心平台债务会引发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基于这种担忧,从2014年国务院“43号文”开始,过去十年间,针对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进行了数轮清理整顿。其结果是,流向基建投资的融资也时常受到政策的约束。
我的问题是:这个1.5%的ROA,是否是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资效率的一个公允评价指标?
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你需要看这些平台做的究竟是什么项目。它们修建的是城市里的桥梁、道路、地铁。北京需不需要修地铁?你去早晚高峰挤一次就知道了。但是,修地铁卖票能挣几个钱?票价非常便宜。即便是修地下管廊、建设“海绵城市”的排水系统,你又该向谁收费呢?
所以,城投公司投资的很多都是公益性项目。这些项目微观层面的现金回报率低,是其性质决定的。试想,如果一个项目微观回报率很高,足以覆盖融资成本,那根本不需要政府来做,民间资本早就抢着干了。正因为民间干不了,才需要政府来承担。
4.2 中国的“基建狂魔”法宝
所以,当我们将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分开来看,似乎各有各的问题。但如果你把它们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是中国成为令世界羡慕的“基建狂魔”的法宝。
这个商业模式是:
- 地方政府借钱成立融资平台(城投公司)。
- 融资平台借债进行基建项目投资。
- 基建项目本身回报率低,但能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这些效益很大程度上会体现在周边地价和房价的上涨上。
- 土地归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将基建投资的社会效益至少部分地“变现”。
因此,基建投资这笔账,在微观的财务报表上是不可能打平的。但是,如果在政府层面,把土地财政的收入也加进来算一笔大账,在很多地方是能打平,甚至还有盈余的。
从上世纪90年代上海率先成立融资平台开始,这个模式被全国借鉴,它让中国绕开了“搞基建不挣钱”这个世界性难题,使基建在政府经营城市的层面上变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这就是中国基建能发展如此之快的原因。别的国家为什么搞不了?几年前拜登总统雄心勃勃地提出数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最后雷声大雨点小,就是因为不挣钱,没人愿意干。这是中国的法宝,别人想学都学不来。
4.3 对“去杠杆”思潮的批判
但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未认识到这一模式的本质,他们不理解这个“法宝”。他们从西方学来一些名词,如“庞氏骗局”、“高杠杆”、“去杠杆”,然后便不加分辨地到处套用。我并不怀疑他们怀有良好的初衷,但这种一知半解的分析,最终导致好心办了坏事。
说实话,即便未来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比如三个特朗普捆绑在一起,其对中国经济的伤害,也比不上国内那些呼吁“去杠杆”的人。只要我们国内的政策搞对了,外部的挑战并没有那么可怕。
第五章:总结:金融背后的实体逻辑与未来之路
5.1 从实体经济起点看金融体系
我们讲了这么多金融,现在需要回到实体经济。这张框图展示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四种可能性,我认为未来五到十年的路径已经被这四种可能性穷尽了。
我们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经济的消费不足。
- 消费不足 → 储蓄过剩 → 融资体系必然以债权型融资为主导(因为股权融资缺乏长期投资价值)。
- 大量的储蓄通过债权融资流向投资 → 必然带来实体经济杠杆率的持续上升。这是合理且必然的。
- 地产和基建作为实体经济两大投资引擎,自然也成为金融体系两大融资需求主体。
5.2 四种未来路径的金融图景
基于此,我们来看不同路径下的金融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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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策:消费引领的新路
- 实体经济:需要进行重大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例如推行“全民国企持股计划”,将国企回报直接导向民众。
- 金融层面:
- 大量收入被直接消费,储蓄减少,国内杠杆率上升将放缓。
- “全民国企持股计划”将催生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资本市场,股市会迎来大发展,股权融资将变得重要,融资结构会更加多样化。
- 地产和基建的融资需求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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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拉动(被动选择)
- 金融层面:重现次贷危机前的景象,即外汇储备持续累积、国内大量外汇占款投放、央行进行对冲操作,以及人民币面临持续的升值压力。但这条路基本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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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策:走老路
- 实体经济:继续依靠投资,尤其是地产和基建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
- 金融层面:国内杠杆率会持续上升,地产和基建依然是融资需求大户。但这种杠杆率的上升不一定会带来债务危机(下节课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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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策:长期通缩
- 实体经济:停止刺激投资,甚至打压投资,重演1998-2002年的通缩。
- 金融层面:
- 打压投资即是打压融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必然受阻,产生“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与“实体经济融资难”并存的局面(回想2014-2016年的股市泡沫)。
- 政府的“有形之手”会持续干预融资流动,导致金融乱象频出。
- 最终,在金融上将走向零利率。
5.3 最终决定经济的是思想
你会发现,金融层面的逻辑与实体经济的逻辑是完全匹配的。因为许多金融现象,本质上只是实体经济现象的金融表象。我一再强调,分析金融,切不可就金融谈金融,那只能看到皮毛。你必须穿透金融的表象,看到其背后的实体经济运行逻辑,才能真正理解金融现象的本质。
为什么政府要去杠杆、去打压房地产?它有它的道理。但哪种道理更正确?最终,我们能否对中国经济形成更加正确的理解,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平稳发展,甚至决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成功实现。
这就是我们未来要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