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对政府债务的宏观经济学视角
一、 超越借债方:债权人的角色
有同学在课后提问,对于“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也不会爆发债务危机”这一观点仍感困惑。他的疑问是:政府债务规模持续累积,本息支出日益增多,如果这笔债务所带来的GDP增长相对缓慢,政府又该如何覆盖其债务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借债方(政府)的角度来思考债务的可持续性,即单纯比较债务的本息支出和用于偿付的资源。在宏观层面分析政府债务约束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债权方。如果债权方不急于催收债务,那么借债方的债务规模再大,其实也并无大碍。
二、 一个思想实验:不愿花钱的债主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假设我是一个手握大量购买力(我们称之为“钱”)的债主。我钱很多,并且不断有新的收入进账,但我就是没有消费和投资的意愿,觉得无处花钱。
这时,政府找到我说:“请把你的钱借给我,我们要进行一些投资或做其他事情。” 我会很乐意地回答:“好的,你拿走吧,反正我也不花。本金还不还以后再说,利息也不着急,你先用着。” 甚至当第二天我又有新的收入时,我还会继续把钱借给政府。
如果债主是这样的心态,那么作为借债方的政府,其债务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三、 宏观现实:沉淀的购买力
或许你会问,现实中怎么会有这样理想的债主?在宏观层面,这确实是存在的。
当收入分配导致社会上存在大量储蓄,而这些储蓄者又倾向于刚性储蓄、不愿消费时,大量的购买力就沉淀了下来。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即便是国有企业也可能因为无法盈利(例如,投资一百元最终只能收回九十元)而丧失投资意愿。
此时,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花不出去的购买力。政府将这些钱借走,用于投资或支出,那么即使政府的债务规模再大,也不会产生问题。这揭示了宏观层面的债务约束,其逻辑与微观直觉是截然相反的,也解释了为何许多人对此难以理解。
第二章:从债务视角看次贷危机与美国政府的对策
一、 次贷危机:一场三重危机
我们可以从债务的角度来回顾一下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中包含了债务危机的成分,但它本质上并非单一的债务危机,而是一场三重危机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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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债务危机:第一重危机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美国房价触顶回落后,大量居民,特别是那些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信用评分差的次级贷款借款人,无法偿还其按揭贷款。这引发了居民部门的债务危机,尽管其直接涉及的次级按揭贷款规模(约几万亿美元)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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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次级按揭贷款被美国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层层打包,创造出了规模远超其本身的金融衍生资产。当底层资产(次级按揭贷款)质量恶化时,所有建立于其上的衍生品,即便是被评为最高AAA级的资产,也出现了大幅亏损。这导致持有这些资产的金融机构巨额亏损,甚至倒闭。雷曼兄弟的倒闭,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因对手方风险弥漫而陷入停滞,爆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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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危机:金融市场的停滞,使得那些依赖金融市场进行现金流接续的经济主体(包括实体企业)面临流动性危机。它们本来可以通过“借新还旧”来调节现金头寸,但突然之间市场无法提供融资。许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本身是健康的,但由于无法筹集到现金来偿还到期债务,也濒临崩溃。
因此,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从居民债务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再演化为整个经济的流动性危机。最终,需要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投入海量流动性,才得以化解。
二、 美国的应对:政府加杠杆与霸权支撑
次贷危机后,我们观察到美国债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危机前,由于房地产泡沫,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急剧上升。危机后,为了稳定经济,应对居民部门债务收缩和支出下降的局面,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加杠杆。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其债务约束非常特殊。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它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外债约束,因为它可以直接印发本币(美元)来偿还其外债。
那么,美国政府真正的债务约束是什么?它的底气从何而来?
答案并非简单的通胀或军事实力,而是更根本的——美国的霸权。只要美国的债务膨胀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其全球霸权,只要世界各国在国际交易中仍然需要使用美元,美国政府就不存在实质性的债务约束。这与我们基于微观思维理解的债务约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第三章:评估中国的经济与债务状况
一、 长期总需求不足的证据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总需求长期不足。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产能利用率。数据显示,中国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98-2002年、2015-2016年以及近一两年都处于较低水平。而这些时期,恰恰也对应着通胀低迷甚至通缩的阶段。
从更广泛的物价指标来看,无论是GDP平减指数、CPI还是PPI,都显示出近年来中国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特别是GDP平减指数,近期负增长的持续时间甚至已经超过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是二十多年来最长的一段时期。这表明,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缩,而非通胀。
二、 健康的国际收支与庞大的海外净资产
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收支长期保持健康,经常账户持续盈余。这使得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对外资产。根据国际投资头寸表,截至2023年底,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减去外债后,所形成的对外净资产高达2.9万亿美元,约占中国GDP的16%以上。
这意味着,当我们讨论国内债务问题时,不能忘记我们同时还是海外的“大债主”,净借出了2.9万亿美元给世界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中国国内债务已经过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对中国政府而言,我们远未触碰到真正的债务约束。
三、 结论:财政政策的评价必须基于宏观背景
总结而言,财政政策最终发挥何种效应,关键取决于经济所处的状态,尤其是经济是否处于总需求不足的状态。
因此,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地评判财政赤字或债务规模的好坏。在不同的宏观环境下,同样的政策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任何对政府政策的评价,都必须置于特定的宏观背景之中。我非常反对那些抛开宏观背景,简单宣称“债务多了就要出事”、“债务是毒药”的论调。这种观点完全是对宏观经济缺乏理解的表现。
对于政府债务而言,其真正的约束与国内债务规模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更多地在于国际供给能力是否充裕。对于美国这样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其唯一的债务约束就是其全球霸权。只要美元霸权稳固,全球还认可美元,美国的债务就没有上限。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削减财政债务反而可能加剧债务风险。例如,我们看到今年有十几个省份在进行债务化解工作,看似在削减债务,结果债务压力反而越来越大。这正是因为政策的制定没有被置于正确的宏观背景中进行思考,导致其效果与初衷南辕北辙。
第四章:深度剖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一、 地方政府融资的悖论
我们已经讨论过,中央政府的债务约束在于国家的生产能力。那么地方政府呢?
地方政府主要的借债途径是通过其设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俗称“城投公司”)。这些融资平台以国有企业的形式进行借贷。然而,一个显著的悖论是:这些融资平台的投资回报率(ROE)极低,到2023年平均只有约1.5%,但其发债的融资成本却高达4.5%左右。投资回报完全无法覆盖融资成本,这使其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庞氏骗局”。
但问题在于,既然这个模式看起来如此不可持续,为何市场仍然愿意买单?2023年,城投债的年发行量仍高达约1.1万亿元。这意味着,有投资者用真金白银购买了这些债券。这些手握上万亿资金的投资者,难道看不到我们都能看到的问题吗?他们为何不担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无法偿付债券?这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 解码:“城市经营”的商业模式
要理解这个现象,需要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与土地财政联系起来看。自2004年“831大限”后,土地供给收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加,在2020年高峰时期一度占到GDP的8%左右。即便近两年房地产行业下行,2023年土地出让收入占比仍有约4%。
这就形成了一个“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融资平台和土地财政是相互支撑、可以持续的。逻辑如下:
- 基建投资: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借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地铁)。
- 提升地价:这些基建项目虽然自身可能不赚钱(如地铁票价收入低),但它们提升了城市的品质和吸引力,从而推高了周边地价。
- 土地出让: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升值的土地获得收入。
- 偿还债务:用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之前进行基建投资所欠下的债务。
这样一来,虽然单个基建项目的账算不过来,但在地方政府这个层面,成本与收益的账就有可能被打平。
三、 三个层面的账:小账、中账与大账
在看待基建投资时,我们实际上需要算三个层面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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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账(微观账):指基建项目自身的财务回报。例如,修一条地铁卖了多少票款。我们前面看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平均1.5%的ROE,就是只算了这笔小账,其回报率确实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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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账(区域账):指基建投资对整个地区经济带来的社会效益。这种效益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等方式部分变现。这笔账的落脚点是地方政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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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账(国家账):指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基建投资的战略效益。这包括:
- 稳定宏观经济:在需求不足时,基建投资能创造需求,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维持经济稳定。这种回报体现在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上,而非项目本身或地方财政上。
-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如果只让那些“经营城市”有利可图的东部发达地区搞基建,而中西部地区因为无利可图而不搞,结果必然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区域差距不断拉大,最终可能威胁国家稳定甚至统一。从古至今,王朝派遣军队去边疆屯田戍边,并非不知其经济效益低下,而是为了守住疆土。这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搞基建,体现了我们“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难以计算中账和,尤其是难以基于大账进行决策,因此它们无法成为像中国这样的“基建狂魔”。这恰恰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
第五章:核心问题:预算软约束与刚性兑付信仰
一、 预算软约束问题
基建项目的回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层面,其微观回报率几乎不可能覆盖融资成本。如果仅凭项目自身的现金流,融资平台根本借不到钱。
为了让这些对地方和国家有益的项目能够上马,设立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便会为其提供支持。早年可能是明确的担保函,后来由于法规限制,演变为一种隐性担保(Implicit Guarantee)。这是一种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和资金方之间的默契:虽然没有书面承诺,但各方都心照不宣地认为,当债务到期时,地方政府会设法确保其得到偿付。
这种外部救助预期,导致了**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问题。当一个经济主体预料到自己即使陷入财务困境也能获得外部救助时,它在花钱时就不会那么谨慎。对于融资平台而言,借钱把项目建成是首要任务,利率高一点低一点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最终还款的责任有政府兜底。这种机制导致其对利率不敏感,融资行为可能不够审慎。
二、 刚性兑付信仰与准国债
现在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为什么投资者敢买ROE如此之低的城投债?
因为他们相信,融资平台的偿付能力并不建立在其自身的项目回报上,而是建立在背后地方政府提供的**“刚性兑付信仰”**之上。这种“信仰”之所以是信仰,因为它没有法律保障,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这种信仰之下,城投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普通的企业债券,而是一种准国债,或者可以称之为**“城市经营收益债券”**。它兼具了两种特性:
- 低风险:被认为有政府信用背书,类似于国债,没有个体违约风险。
- 高收益:其收益率远高于同期限的国债。
因此,城投债成了一种“无风险、高收益”的优质资产,在过去十几年里备受追捧。
三、 系统性风险与央地关系
城投债的风险特征是“没有个体风险,只有系统性风险”。这是因为刚性兑付的信仰是系统性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 企业债的防火墙:普通企业发行的债券,其信用建立在各自的盈利能力之上。一家亏损企业的违约,不会让人认为一家高利润企业也会违约,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天然的“防火墙”。
- 城投债的系统性:但所有城投公司,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云南,如果不考虑政府隐性担保,仅看其自身财务报表,都是高风险的。因此,一旦有一个(比如某个偏远地区的县级)融资平台违约,打破了政府会兜底的信仰,那么整个城投债市场的信用基础都会被动摇,可能引发所有城投债被系统性抛售,从而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
这种系统性风险与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密切相关。在中国,地方政府并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理论上,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也只有一种政府信用,即中央政府的信用。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最终损害的都是中央政府的信用。
第六章:与市场化改革的碰撞
一、 对利率市场化的干扰
预算软约束和刚性兑付的存在,对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构成了严重干扰。
2012年起,中国开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其初衷是希望通过放开利率管制,让资金能够更有效地流向投资回报率高的企业。逻辑上,高回报率企业能承受更高利率,从而获得更多资金;低回报率企业则因无法承受高利率而被市场淘汰。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存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类特殊的市场主体,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融资平台虽然自身ROE极低,但凭借预算软约束,它们敢于以高利率在市场上争抢资金。数据显示,在2014-2017年间,城投债的发行规模甚至一度超过了所有产业类公司的债券发行总和。本应流向高效率产业部门的资金,反而被低效率的融资平台大量获取,对其他市场化主体的融资构成了挤出效应。
二、 “打破刚兑”的呼声及其谬误
这一现象出现后,一些官员和学者开始反思,并将矛头指向了融资平台的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观”。从2014年开始,“打破刚兑”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有媒体将地方政府举债比作“鸦片瘾”,认为需要通过市场化的信用评级等方式来“戒毒”。
其逻辑是:通过打破政府的隐性担保,让融资平台真正依靠自身信用去借债,市场便能通过利率高低来约束其发债冲动,从而硬化其预算约束。
这些观点和建议听起来符合市场化逻辑,但它们是片面、肤浅且难以奏效的。
- 片面性:这种观点完全是以微观思维看待宏观问题,只看到了基建投资的“小账”,而完全忽视了其在稳定经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中账”和“大账”。
- 肤浅性:它将极其复杂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与宏观经济的互动,简单等同于一个普通企业的融资行为。
因此,它将中国经济过去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融资平台模式),错误地解读为必须切除的“毒瘤”。基于这种片面肤浅认知提出的政策建议,无异于让中国经济“自废武功”,其结果注定是南辕北辙。
第七章:走向正确的解读与政策方向
一、 “打破刚兑”为何行不通?
“打破刚兑”的设想之所以注定失败,原因在于:
- 基建投资的必要性: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基建投资必须维持一定力度,这意味着融资平台不可能被完全禁止。
- 刚性兑付的必然性:只要融资平台存在且必须融资,就必须为其提供信用支持,即刚性兑付。如前所述,刚性兑付的信仰是系统性的,一个都不能破,一旦打破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 市场约束的失效:由于刚性兑付不可能被打破,试图依靠市场力量来约束融资平台的想法也就不可能成功,预算软约束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二、 正确的解读与应对之道
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应采取以下正确认知:
- 抛弃微观思维:必须用宏观、多层次、多视角的思维来看待,既要看到小账,更要看到中账和大账。
- 保留“城市经营”法宝: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巨大贡献,应给予其合理的发展空间,允许其继续存在和发债。
- 认清危机性质:当前地方政府面临的不是偿付能力的债务危机,而是因政策收紧导致的流动性危机。
- 中央承担更大责任:解决之道在于中央政府应更加积极地发债加杠杆,将“大账”的责任接过去,向中西部地区做更多倾斜。2024年财政部长的表态(中央财政还有较大举债空间)以及后续推出的一系列化债方案,正是朝着这个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 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当然,继续走这条路也面临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如何协调: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如何与其他市场化主体的融资行为相协调,以减少其对金融市场的扭曲和挤出效应?
- 倾斜的度:中央财政应在多大程度上向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倾斜?在这些地区进行多少基建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已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结论:政府、市场与“讲好中国故事”
归根结底,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反映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该如何界定?
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正在于政府与市场的深度纠缠与配合。这不同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将市场经济逻辑比作“水”,在西方,河道中阻碍水流的“石头”(非市场因素)已基本被冲刷干净;而在中国这条奔涌的河流中,还存在大量“石头”(计划经济的遗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等)。
要理解中国经济,就必须同时看到“水”和“石头”,以及二者之间形成的复杂互动。如果仅仅用西方经济学的“水”的逻辑来为中国开药方,无异于隔靴搔痒,甚至连门都未入。
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充分理解这一复杂现实的基础上,找到一条能将地方政府“城市经营”模式的优势与金融市场化改革有机结合的道路,发挥二者之长,规避二者之短。
而将这一过程和背后的逻辑想清楚、讲明白,最终升华为一个系统性的叙事,也就回答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时代课题。当我们能将自身的成功实践清晰地阐释出来,许多当前面临的困惑与挑战或许也将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