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为何反思“天真市场派”

刚才课下有同学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问为什么我们似乎必须经历一个从“唯GDP论”到“天真市场派”的过程?为什么这像是一条弯路?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天真市场派”的崛起,以及他们现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是因为我们过去十到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水平整体提升了。越来越多的人从西方学成归来——当然,(我们)国发院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把西方的“经”引了回来。但是,引回“经”是有一个过程的,事物的发展皆有其过程。

一开始学习西方的“经”,可能先学到的是一些结论和皮毛。当学得不是特别深入的时候,就容易拿着这些理论到处去套用。直到学得比较深入之后,你才会明白,理论是有前提的,有其前提假设以及应用范围。然后你才知道,应该如何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审视中国的现实是否能够与西方的理论衔接。有时候,理论需要做一些本土化。

这就像当年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一样。我们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因为按照马克思讲的每一句话去做。我们之前给大家念过毛主席的话,马克思讲的每一句话不一定都必须照做,而必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我们的现实结合起来,这个理论才能真正在中国扎根,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潜力。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客观地讲,它也代表了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所描述的图景以及其结论的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现在,我们要把它的方法学过来,同时把它背后的思想和我们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找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第一章 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

我们这学期讲这门课,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阐述一个观点:宏观是微观的加总。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们对宏观现象的分析,一定要回溯到微观经济主体的优化行为上去。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宏观现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

这套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西方的“理性预期革命”(Rational Expectations Revolution),其理论的内核就是宏观模型要有微观基础。所以,虽然我这学期没有讲很多数学,但讲授的许多理论和思路,都源于“新古典综合”这套思想,我只不过是用日常语言把它描述出来而已。

理论是重要的,理论是需要学习的。但理论的学习有一个过程:从一开始只知道结论并到处套用,到慢慢了解结论背后有前提,再到基于对前提和现实的对比,去判断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应该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最终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这个过程也反映了我们过去十多年的现实。你可能会发现,大概在十年前,“天真市场派”这批人的影响力真的非常大,所以我们才看到当时有许多对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市场的打压政策出台。但是到了近些年,你会发现这个观点又在变化。大家逐渐意识到,他们所设想的很多东西最后并没有变成现实。用实事求是的眼光一看,发现他们说的很多是不对的。于是,许多有识之士就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所以,我感觉现在整体的思维正在向第三个层次——“现实主义的市场化”——去演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稳增长还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年(2023年)九月份以来政策会有很显著的转向,党中央如此强调经济要稳定、要回升向好。我想,这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在专业圈子里面,认识到了稳定经济的重要性。这种共识的变化,或迟或早会转变为落地的政策。

因为即使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他们的观点也不是来自于真空。所以我们作为思想工作者,任务就是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当他们认识到某条路好像走不通时,我们告诉他,这边还有一条路,以及这条路走下去会怎么样,该怎么走。把这些讲清楚,我们作为思想工作者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第二章 讲述中国故事的必要性

当我们回顾中国经济的六层思维,并抵达第六层时,就会发现我们必须要有自信。自信的目的,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从而让我们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当然也知道做错了什么,以便将对的坚持下去,将错的加以改正。如果你没有讲好中国故事,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那就很难保证未来会继续做对。甚至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你可能会亲手将自己做对的那些事情——自废武功。到这个份上,中国现在必须要讲好中国故事了。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不讲好中国故事,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中国故事,但我们先从西方的故事讲起。很多人说西方的价值是“普世价值”,我觉得不尽然。就像经济理论一样,西方这套政治哲学的思想层面的东西,它也是有前提的。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分析西方这套故事是如何出了问题,然后再来说我们中国的故事该怎么讲。

第三章 西方故事的问题与反思

3.1 自由主义的制度特点

我们都知道,西方奉行的是自由主义和一套西式民主制度。我们不详细展开,只讲它的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通过制度性的制衡守住下限。西方这套自由主义制度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它认为无法在共同体层面(比如国家层面)就“善”或共同的价值评判达成一致。因此,对“善”的追求只能交给各个个人,你认可什么是你的善,你就去追求它,国家不加以强制。国家只是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品,来保证不管你认为什么是好的,你都有足够的资源去追求你所认为的好的那个东西。所以,它最关心的不是要在国家层面把社会构建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守住一个底线。上限靠个人自觉努力,但下限要靠国家来守住。这个下限,尤其是要限制政府作恶的权力,使得某些政府即便想作恶(其核心是侵犯个人权利),也没有太强的能力。它守住下限的方式就是分散权力,比如三权分立,以及利益团体之间的相互掣肘。

例如,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专门讲到,一个国家越来越大之后,会形成很多派系(factions)。而这些派系之间的相互争斗,就会保证没有任何一个派系能够压制大多数。这就是靠利益团体的掣肘,我们称之为“用野心来对抗野心”(ambition must be made to counteract ambition)。

第二,重在过程,程序正义重于实体正义。因为大家对什么是实质性的“好”无法达成一致,所以就达成另一个一致:我们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这个程序出来什么结果我们就认可。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当年的辛普森案。你只要看到那些证据,就知道辛普森杀害了他的妻子。但是,在审判程序走完之后,陪审团认为无法判定辛普森有罪,那么他在刑事法庭上就无罪(当然,后来在民事法庭上判决他有罪,要求他赔偿)。这就是程序正义大于实体正义。

第三,以众选“头”,而非以贤选“能”。因为无法就什么是“善”或“好”达成共识,所以也无法判断哪个人是更贤德的。因此,官员的选择只能依靠众议,即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依靠这个人是否贤德。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的《理想国》第六卷里给过一个著名的“船喻”(Ship of State)。他说,想象你在一艘大船上航行,需要一位船长来驾驶。最懂天象、最懂航海的人理应成为船长。但如果你让大家来选举船长,选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会发现,那些最懂天象和航海技术的人,多半是木讷、不善言辞的,因为他们专注于钻研技术。最后被选为船长的,是那些最能够迎合甚至煽动船员的人。这样的人可能对航海一窍不通,但最后他会成为船长。这可以说是对民主制度最灰色的一种描述。

3.2 政治的市场化及其信仰

西方模式之所以对政府如此防备,不要求政府发挥太多作用,是因为它对市场有一种高度的信仰。就像古典经济学家以及现在的新古典综合主流派一样,它相信市场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在共同体中带来和谐。这最早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

后来,这种思想被延伸到了政治层面,认为政治也不过是一个市场竞争。这是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熊彼特被誉为“创新理论的鼻祖”,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的概念。但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把政治比作市场。在他所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他这样定义:“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他还引用一位成功的政治家的话说:“实业家不了解的是,就如他们在经营石油,我在经营选票。” 熊彼特认为,谁要是还没有领会这句话,那么他在政治上还处于幼儿园阶段。

你看现在西方就是这样,各个党派抛出一些政治观点去迎合选民,从选民那里争取选票,就像各个企业推出产品去争取市场份额一样。但问题在于,选票的竞争是一种寡头垄断,而非完全竞争。选民只能在有限的几个选项中做选择。比如今年的美国选举,就是两个七八十岁的老头。难道美国就只能找出这两个人来竞选总统吗?全世界无数对这两个选项不满意的人,没有任何其他选择。选民的意愿没有办法充分地通过选票转化为政治结果。这也是我们对西方民主的一个批评:选举的时候选民是主人,一旦选举结束,他们就变成了没人理睬的群体。

3.3 美国模式的现实困境

回到美国现在的现实,我们之前讲过,美国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社会撕裂等严重问题。你可以找外因,比如归咎于中国,但其实真正的内因在于美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制度。

美国为什么产业空心化?这并非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后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其本质在于美元霸权所带来的过度特权,也就是“荷兰病”。道理很简单,当美国拥有美元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竞争产品,可以让美国人很容易地挣到钱时,其他那些需要费工夫挣钱的行业就难以发展起来了。所以,美元是一柄双刃剑。

美国在全球化中当然是受益者。从2001年到2023年,它的经常账户累计了12.7万亿美元的赤字。这是美国用它无成本创造的价值符号,从全球换来的真实的商品和财富。但问题在于,既然它是受益国,为何其国内还有一大票人在全球化中受损,并对此感到非常不满?

第一,它发动了对外战争,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庞大的军费开支,其实是把全球化红利浪费在了对国民福利提升作用非常有限的领域。

第二,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家与本土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因为资本可以全球配置,与发展中国家成本更低的劳工相结合,同时也就绕过了发达国家相对更昂贵的劳工。全球化之前,资本家吃肉,美国本土劳动者还能喝汤;全球化之后,资本家吃大肉,本土劳工连汤都快喝不上了。其表象就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核心观察:,即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美国现在碰到的问题,本质上是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矛盾,因为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在激化。将来如果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生产活动不再需要人类劳工,那么劳工连被资本家雇佣的机会都没有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面临被替代的命运。

美国问题的核心在于,作为一个霸权受益国,它没有把霸权红利在国内进行相对公平的分配。其内部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转移支付机制,很难把全球化红利从受益的资本家群体转移到受损的劳动人民那里去。

3.4 西方左派与身份政治的兴起

然而,问题还没有结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主要出在西方的左派。

过去的左派,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他们关注的核心是经济不平等。但是从20世纪末至今,西方左翼的关注点从工人阶级转向了日益扩大的边缘化群体。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身份:对尊严的追求与政治》一书中所说,西方左翼依旧追求平等,但关注点从原先的工人阶级状况,转向了边缘化群体的需求,而这些群体的需求往往是心理层面的。左翼的动力体现在文化层面,他们要摧毁的不是当前的政治秩序,而是所谓“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霸权”,认为这种霸权压制了国内外的少数群体。

关注焦点的变化,使得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大行其道,在共同体内造成了分裂,把人们分割成一个个相互敌视的小群体。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政治正确”泛滥就是其体现。当左派的身份政治越来越激烈时,它又会激起右派的身份政治,即美国白人保守派的“白人至上主义”。特朗普(Donald Trump)动员的就是这批人,他告诉这些传统的白人:“我们要站起来和他们对抗。” 正是这种被左翼身份政治所激起的右翼身份政治,成为了特朗普2016年入主白宫的重要助力。

身份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斗争不同。如果是经济上的差异,比如劳资矛盾,双方可以谈判、妥协。工人觉得工资少,可以罢工,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但是身份政治没法妥协。身份诉求基于的是种族、民族、性别等固定的生物学特征,无法用来交换其他价值,也绝不可能被忽略。身份政治的运作方式,更多是激发不同群体之间视彼此为威胁。

当身份政治强化后,各个群体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政治上就出现了“否决政治”(Vetocracy),即为否决而否-决。因为大家都拥有否决权,政治过程便丧失了行动力,最终出现“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美国现在就呈现出政治衰败的迹象。

3.5 思想根源的迷失

政治上为何会演变至此?根源在于思想基础出了问题。对任何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如果深挖下去,一定会发现是某些人的某些想法所导致的。

美国社会撕裂、否决政治盛行、政治衰败的背后,是收入差距拉大所加剧的阶级矛盾,以及身份政治所带来的族群冲突。特朗普的出现,正是这种社会撕裂的结果。他的基本盘——“红脖子”(Rednecks)——画像是低技能的传统白人。他们在经济上是全球化的受损者,在政治上,又被信奉左翼身份政治的人斥责为文化上的失败者。他们感觉自己熟悉的那个传统美国正在消失,自己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者。于是,特朗普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正中他们下怀。

但是,特朗普开出的药方能解决问题吗?经济层面,美国需要的是更公平的内部分配,即从资本家阶级向劳动阶级的大规模收入转移。政治层面,它需要的是超越身份政治的分裂,进行更好的共同体整合,以共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包括如何将移民更好地纳入共同体。而特朗普的政策是什么?在政治上,用白人至上主义这种另一种身份政治来加剧撕裂,要把移民全部赶走;在经济上,和中国打贸易战,搞脱钩。这显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美国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步,近三十年的左派思想家难辞其咎。在全球化导致国内经济差距拉大时,左派本应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但他们却跑去关注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变成了不恰当地追求“政治正确”的“白左”。与此同时,右翼以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新自由主义旗手的复兴为标志,主张放松对市场的管制,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因为左翼不再关注经济问题,右翼的主张就缺乏了来自左翼的制衡,导致国内政策进一步恶化了社会不平等,例如小布什政府对富人的大规模减税。

从外部来看,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败,使得美国在世界上失去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其国内思想版图随之失衡。西方国家越发远离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度急剧下降。同时,它们对追求统一的“元叙事”(grand narrative)或讲述一个“大故事”越发不信任,诉求变得越来越碎片化,热衷于身份政治。他们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我们不要一次性搞一个大的解放,我们一次解决一个小问题。” 但当他们只顾着解决一个个小问题时,大的问题却被忽略了,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这种碎片化的诉求,腐蚀了共同体的纽带。一个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需要共同的认同感作为纽带。而西方自由主义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虚无主义,它主张在根本价值观上国家应保持中立。这种“政治中立”事实上是在国家层面让出了思想阵地,导致它无法有效地同化新来的移民,共同体的纽带在内外部的冲击下被不断侵蚀,最终瓦解。

第四章 重塑中国故事:中国模式的探索

从西方故事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其实离不开对“善”的观念的共同追求。在全球化的全面挑战下,美国那个老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所以才会在经济、社会层面出现种种乱象。对美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讲出一个新的美国故事。

以美国为镜,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发展了两百多年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思想层面也需要与时俱进。思想一旦落后,后面的各种问题就会相继出现。

4.1 中国模式:争议与现实

讲完美国,我们再回头看中国。我们现在常提“中国式现代化”,或者在学术圈里讲的“中国模式”。所谓“讲好中国故事”,简单说就是把“中国模式”讲好。

当然,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现在还有不同观点。正方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成立的,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但即便是持正方观点的人,也很少有人敢说中国模式有普适价值。而反方观点则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不过是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注脚而已。

我的看法是:中国模式是存在的,而且它具有普世价值,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且别国可以模仿的道路。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做得对,中国在发展中做错的地方也挺多。

“中国模式”首先是对中国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但更高层次上,它应该是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持续取得成功”这一深层机制的总结。这就好比一个小孩在山里走失了被找到,你可以总结说是因为某个村民尽心尽力,在他负责的区域仔细搜索,最终找到了孩子。这是一种总结。但更高层面的总结是:这个孩子被找到是必然的,因为你们形成了一个目标明确、分工合作的系统性搜索过程。你要总结的是,这个系统性的过程是如何形成的。

同样,对于中国,我们不仅要总结我们成功的具体做法(例如,地方政府如何推动中国成为“基建狂魔”),更要分析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中国能够搞出这些成功的方法?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中国模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回答。这导致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你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发展经济、搞基建是对的,为什么我们这套系统性的方法是成功的,那么当有人告诉你“唯GDP论”是错的,经济就应该放缓下滑时,你就无法有力地回应。

说这些话的人,并不是真的希望中国变坏。我跟很多人打过交道,包括那些天真的市场派,他们绝大多数人还是抱着一颗好心的。正因为你没有回答“中国模式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他觉得你那些做法有风险,所以反而会把我们的成功经验当作问题来批判,比如近几年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过度打压,可以说是自废武功。

从理论上讲,中国作为一个需求不足的国家,稳定增长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困难。需求不足,本质上是可以通过政府创造需求来解决的,比如“挖坑填坑”,我们现在搞的修路修桥总比“挖坑填坑”要好。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一些思想上的抗拒。这些抗拒有它的道理,但它的道理不全面、不深入、不深刻。你要去解决它,就要用一个更大的道理,把它的道理包容进来,指出它的道理只在特定情况下成立,而在中国需求不足的现实环境中,需要另一套逻辑。

4.2 中国模式的内核: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

那么,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它不是一个个零散的观点,而是在一个统一逻辑之下的整体体系。这个模式的内政之基,可以概括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以土地为核心的融资平台模式”,这形成了中国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独特商业模式,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详细解释过了。

当我们将这套模式输出时,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发现一个障碍:我们的钱借给谁?如果直接借给当地的中央政府,它可能只是一个财政部门,没有能力去修桥修路。所以,我们就需要辅导这些国家,先搞一个政府出资的融资平台,以这个平台为载体去融资、搞基建。我们再把贷款贷给这个融资平台。这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融资平台”的模式输出到了海外。

但非常可惜的是,在国内,你会发现好多报章媒体把这些东西视为风险,认为融资平台是坏东西,结果把这个让我们成为世界人民羡慕的“基建狂魔”的法宝,自己给打碎了。

4.3 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的比较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承认在实践中,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二者的逻辑:

  1. 目标追求:西方是“守住下限”,而我们是“追求上限”。我们不仅要保证个体行为的相容,更要追求形成一个有行动力的共同体,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治理机制:西方是“以众选头”,而中国是“以贤选能”。中国自科举制以来就形成了“选举社会”(而非世袭社会)的传统,延续至今。我们对“贤”有清晰的标准,即《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事业为上,公道正派”。
  3. 正义观念:西方是“重在过程”,而我们是“重在实质”。最终的结果要让大家信服,而不能仅仅是程序走完了事。
  4. 市场与政府:西方更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我们寻求“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效结合”。

以产业政策为例。新贸易理论的核心观点指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哪个国家率先形成规模优势,哪个国家就能主导这个行业。而这种先发优势的形成,可能源于一些偶发性因素。这就为产业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帮助本国产业率先形成规模优势,从而获得全球竞争力。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成功,就是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一个有力例证。

4.4 历史的视角:百年奋斗的成功逻辑

要理解中国模式,不能只看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而要追溯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历史。这是一个在救亡图存中,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的完整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犯过错误,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我们不否认。但是,评价一个模式的成败,就像评价一个投资组合,要看它的总收益,而不是纠结于某一只股票的亏损。纵观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这百年历史,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用短短28年时间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党发展壮大,最终取得全国政权;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出“两弹一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亦或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实现经济腾飞,让我们从低收入国家跨越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就。

探讨中国模式,就要在整个民族复兴的历史长河中去进行。我们现在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么就搞成这样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讲清楚。

第五章 时代责任:如何构建与讲好中国故事

相比于西方,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去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这个共同体,其向心力、凝聚力和行动力都比西方强得多。这得益于我们几千年悠久的文明,也得益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屈辱近代史,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我们的国家认同感,形成了“有国才有家”的普遍共识。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件事,不是可以商量的事,是一定要干成的。

但良好的愿望不会自然变成现实,这就需要一个好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核,必须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相结合,并从这个故事出发,把我们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真正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讲清楚我们自信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而且,这个故事不能只是中国人自己听得懂,而是要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听得懂、听得进去、听了之后能信服。

只有讲清楚了自己做对了什么,才不会在改革的过程中把成功的经验自我抛弃掉;只有讲清楚了做对了什么,也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从而不会故步自封,甚至放大错误。

5.1 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

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成功,核心在于“市场与政府的有效结合”。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

在这二者之间,市场具有基础性地位,这一点没有争议。即便是凯恩斯,也绝不是要用政府去取代市场。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形成大规模的搜索过程:市场作为一种分散决策机制,能让无数经济主体并行地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更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
  2. 提供足够的激励:改革开放前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绩效差异,充分说明了激励的重要性。
  3. 表达多元化的偏好:市场把决策权交给每个人,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行事,从而最大化每个人的福利。

但是,市场也有其不足,需要通过“有为政府”来加以弥补:

  1. 反垄断:市场竞争会形成赢家和输家,若没有政府干预,赢家通吃会反过来抑制竞争。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巨头垄断的趋势可能加剧。
  2. 调节收入分配:市场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事实上的权力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一个快饿死的人“自愿”接受极低的工资,这背后是权力的支配。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阶级矛盾激化,政府必须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
  3. 选择更优的均衡:市场可能会存在多重均衡,有好有坏。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如产业政策)作为“焦点”(Focal Point),引导市场实现更好的均衡,避免“协调失灵”。

最关键的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要找好平衡。单纯强调任意一者,都会让它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是辩证法。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必须就事论事,但首先要有寻求平衡的意识。

5.2 思想工作者的三大准则

讲述中国故事,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而是我们这一代乃至几代人需要共同努力的伟业。在座的各位同学,早晚也要加入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做这项工作时,需要做到三点:

第一,要有正确的初心。这个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为你的初心终归是会被别人看出来的。只有保有正确的初心,你的观点才会有建设性。如果你只是提问题而不提解决方案,那是无益的。要提出改进意见,你首先得理解他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做,知道他做对了什么,才能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建议。

第二,要有理有据。中国故事不是宣传口号,不是独断论式的断言。它最终应该是一套反映了中国成功经验的、逻辑上自洽且有说服力的完整叙事。我们研究问题就要像推土机一样,把自己碰到的所有问题都压过去,不留任何含糊之处。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准备好经受别人的质疑。这样,就算你判断错了,也可以通过逻辑链条回溯,知道错在哪里,从而获得提高。

第三,要讲辩证法。简单来说,就是要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和逻辑都去了解和掌握,从中找出兼顾双方并吸取双方之长的“合题”。你要去理解你的对手为什么那么说,他的道理在哪里,然后再阐述你的逻辑,并说明双方逻辑的可取之处,最终将它们综合起来。这是一种“内部批判”(internal critique),比纯粹的外部批判更有说服力。此外,辩证法本身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事物运行到一定阶段,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用辩证法的思维去理解经济现象,会更加准确。

结语:时代赋予的责任

对比一百年前坐在北大教室里的人,我们会发现,生活在当代的中国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正在享受过去一百多年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成果。但是,在感到何其有幸的同时,我们更要感受到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正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离我们不远,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把事情搞砸了,就会在史书上留下千古骂名。我们作为思想工作者,是社会分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应当以思想者的方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个伟业不是我们一个人、甚至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完成的。但我想用习主席讲过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

这就是我们这学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希望以后有机会在别的课程上和大家再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