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失衡的背景
要理解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需要把握其几个关键特点。第一,当今的货币发行不受物理约束,这意味着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创造名义货币和名义购买力。第二,在现有体系下,顺差国与逆差国(特别是美国)之间缺乏自动调节其国际收支失衡的机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期的全球失衡才得以形成和持续。
在上一课程中我们探讨过,中国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之所以能将巨大的内部失衡表现为外部失衡,正是因为存在一个特殊的全球环境:中国拥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而美国则能创造出大量的需求,最终形成了中美之间的一种“镜像关系”。基于这一背景,我们现在开始分析次贷危机,并需要将其置于全球失衡的宏观图景中来理解。
第二章:中美镜像关系与次贷危机的起源
2.1 中美失衡的镜像关系
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影响是显著的。正是由于加入WTO后外需的起飞,中国才在2003年走出了此前连续五年的通货紧缩,真正融入了全球经济大循环。
观察数据可以发现,自2003年起,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规模急剧扩大。下图显示的季度数据显示,在次贷危机之前,中国单季度的顺差最高曾达到一千多亿美元的规模。与此同时,图表下半部分显示的是美国的经常账户,由于其数值位于横线下方,因此表现为逆差。在过去多年间,中美的经常账户顺差与逆差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镜像关系。
这种关系反映了两国经济格局的差异。中国呈现出消费不足、储蓄过剩、投资过剩、生产过剩和贸易顺差的格局。而美国则对应地表现为消费过剩、储蓄不足、投资不足、产能不足和国际收支逆差。中美之间恰好形成了一种平衡。
然而,我们必须仔细审视数据。事实上,在美国外部失衡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之后,中国才于2001年加入WTO。下图的深红色柱状图代表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世界GDP的比重,可以看出,在中国顺差(图中蓝线)于2001年后才开始起飞之前,美国的逆差规模早已十分巨大。因此,若将美国的贸易逆差完全归因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在数据上是缺乏依据的。
当前,美国有许多人将贸易赤字归咎于中国,认为是中国生产了太多商品所致。这两者之间固然存在联系,但将责任完全推给中国显然是不全面的。在中国崛起之前,美国的逆差主要来自日本、韩国以及石油输出国等。无论来源如何,美国自身长期存在着巨额逆差。因此,不应将美国的逆差问题完全归咎于中国,其背后有其自身的深层原因,我们稍后会详细探讨。
2.2 全球储蓄的流动:从中国到美国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等于其总产出()减去内需(),即 。同时,它也等于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即 。这两个等式是等价的。
因此,经常账户的顺差与逆差,实际上代表了国内富余产出和富余储蓄的跨国流动。顺差国的富余产出和储蓄,通过经常账户流向了逆差国。在中国顺差、美国逆差的格局下,这意味着中国的富余产出和储蓄正流向美国。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左图显示,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浅色线)与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增持量占GDP的比重(深色线)在次贷危机前高度相关。这表明,我们顺差的大部分都转化为了对美国国债的增持,这本质上就是借钱给美国。当然,当时还有一部分顺差资金流向了其他领域。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会知道,除了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中国还购买了大量由美国政府支持机构(GSEs)发行的债券,例如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债券。
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两家机构一度面临破产风险,当时国内曾有舆论批评外汇储备管理者,质疑为何要购买数千亿的“两房”债券,担心其变为废纸。这种批评是不尽公允的。次贷危机的爆发确实是难以预料的事件,购买“两房”债券的初衷是为了在可控风险下提升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这是为全体国民管理资产。如果投资回报过低,公众同样会感到不满。最终,美国政府对“两房”进行了救助,其债券并未造成损失。
2.3 美国国内的杠杆化
现在我们来看右边的图表,它展示了储蓄从中国流入美国后的情况。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浅色线)与美国非金融部门(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负债增量(深色线)呈现出对应关系。中国的储蓄流入,表现为美国对应部门负债的增加。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在“加杠杆”。
加杠杆的主体并不仅仅是美国政府,更是其经济中的居民和企业部门,因为它们在经济中占据更大的体量。因此,在储蓄从中国流向美国的过程中,借款方除了美国政府,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居民和企业。图表数据显示,在次贷危机前,伴随着巨大的经常账户逆差,美国国内各经济主体的加杠杆速度确实非常快,债务水平冲到了一个高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储备货币发行国,其政府不会爆发国际收支危机,也即美国政府不可能还不起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和居民也永远能够偿付其债务。当它们过度借贷时,同样可能爆发债务危机。次贷危机,本质上就是这样一场由私人部门引发的债务危机,并最终演化为全面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第三章:金融泡沫的膨胀与破裂
3.1 房地产泡沫与次级贷款
美国政府可以轻易借债,但企业和居民加杠杆则需要一个“由头”,一个能让贷款人相信其有能力偿还债务的理由。在次贷危机前,这个由头就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下图的指数显示,从90年代末到2007年,美国的房价持续上涨了十几年,并在2007年达到顶峰。
长期的房价上涨催生了“房价会永远上涨”的信念。在这种预期下,民众急于购房“上车”,银行也认为发放房贷几乎没有风险。即便贷款发放给没有稳定工作、信用评分很低的人,银行也相信上涨的房价足以保障其贷款安全。这种发放给资质较差借款人的按揭贷款,就被称为“次级按揭贷款”(Subprime Loan)。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中有一个情节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一位基金经理去佛罗里达调研,发现一名脱衣舞女竟然通过贷款购买了三套房产。这说明当时信贷标准已极度宽松,信用扩张达到了顶峰。
下图的深色线显示,在房地产泡沫的推动下,美国非金融私人部门(企业与居民)的债务增量占GDP比重在2006年左右达到了数十年来的高点,其加杠杆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后来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水平。
然而,2007年美国房价触顶回落,那些借了次级贷款的人群开始无力偿还,导致次贷违约率飙升。
3.2 金融衍生品的“催化”与“放大”
次级贷款本身的规模虽然有限(约几万亿美元),但其风险被金融创新工具成倍放大。在次贷危机前,美国的房地产相关贷款占GDP的比重达到了四五十年的高位。这些贷款随后被金融市场进行了层层打包和改造。
这个过程大致如下:
- 资产证券化(RMBS):将大量按揭贷款汇集到一个资产池中,这些贷款产生的现金流被打包成一种可交易的证券,即“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
- 分层(Tranching):将RMBS产生的现金流进行分层。当贷款偿还时,现金流会像注水一样,优先注入最高评级(如AAA级)的“水箱”,待其注满后,再流向次一级(AA级、A级等),最后是有风险的“股权”层。
- 评级与销售:通过这种结构设计,即便底层的按揭贷款有一定风险,其优先级部分也能获得很高的信用评级(如AAA级)。这使得原本不愿承担高风险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也开始大量购买这些看似安全的衍生资产。
这种打包过程被反复进行,导致最终的金融产品与其底层资产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和不透明,投资者往往只看重AAA的评级,而不再关心其背后究竟是什么。
3.3 “大杀器”:CDS与合成CDO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风险尚不至于失控。但金融体系又创造出了一个“大杀器”——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 CDS)。CDS类似一种保险。普通的保险是我为自己的房子投保火灾险;而CDS则像是我为邻居家的房子投保火灾险,房子不是我的,但如果它着火了,保险公司需要赔钱给我。
CDS的现金流结构是:在标的资产(如某笔按揭贷款)未违约时,购买方向卖出方(保险提供方)定期支付保费。一旦标的资产违约,卖出方则需向购买方支付巨额赔款。
有趣的是,卖出一份CDS所产生的现金流,与持有一笔按揭贷款的现金流极为相似。作为CDS的卖方,在正常情况下稳定收取保费收入;一旦违约,则面临巨大损失。这与银行发放一笔按揭贷款的现金流模式(正常时收取本息,违约时产生坏账损失)如出一辙。
因此,当金融机构将所有真实的按揭贷款都打包卖出后,它们开始卖出CDS,并将其视为一种“虚拟的按揭贷款”。这些“虚拟的房子”可以被再次打包、分层,创造出更多的衍生品。这种基于CDS的衍生品被称为“合成CDO”(Synthetic CDO)。
一旦开始构造合成CDO,衍生资产的数量便不再受物理世界的约束。一笔真实的按揭贷款,可以被用来创造出十份甚至更多的CDS,进而打包成规模远超于此的合成CDO。这就好比,一场赌注本金只有10元的赌局,被旁观者拿来开设了新的、本金高达数万元的赌局。金融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将几万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催生出了规模可能高达数十倍的衍生资产。
第四章:危机全面爆发及其全球传导
4.1 从次贷违约到金融海啸
2007年美国房价回落后,次贷开始违约。这导致建立在其之上的规模庞大的衍生资产价格暴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持有大量此类资产的金融机构遭受巨额亏损。这些投资银行的杠杆率极高(雷曼兄弟倒闭时杠杆率超过30倍),资产价值只需下跌几个百分点,其自有资本就会被完全抹平,从而导致破产。
2008年9月,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倒闭,成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事件。雷曼的倒闭在整个金融市场引发了剧烈的“交易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恐慌。市场参与者发现,连雷曼这样的巨头都能倒闭,那么任何机构都可能倒闭。于是,金融机构之间停止了相互信任和交易,信贷市场完全冻结,陷入了“柠檬市场”困境。现代金融体系高度依赖持续的交易来管理风险(如对冲头寸),交易的停滞使得大量原本没有风险的头寸变成了裸露的风险敞口,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这场危机迅速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在电影《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中,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在与各大金融机构通话时,接到了通用汽车(GM)CEO的求助电话,称其因无法在金融市场获得短期融资而即将耗尽现金。这标志着危机已严重冲击实体经济。最终,危机演变成了一场类似银行挤兑的风潮,需要依靠政府信用进行干预。美国政府出台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为货币市场基金等提供事实上的存款保险,才逐步稳定了局势。
4.2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与应对
从宏观层面看,次贷危机前美国非金融私人部门的快速加杠杆,得益于房地产泡沫和资产证券化。危机爆发后,这个游戏无法继续,美国的私人部门罕见地进入了“去杠杆”阶段,连续两年债务水平下降,成为了净储蓄者。
美国需求的显著收缩,直接导致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减少。在雷曼倒闭后的半年内,美国的逆差规模收缩了近一半。由于全球顺差国的顺差主要来源于美国,美国的收缩强制性地导致了中国顺差的收缩。
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下图显示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在2008-2009年,相比危机前的高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累计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外需的萎缩就会使中国的GDP增速从危机前的14%骤降至8%左右。这种冲击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形势非常严峻。当时中国领导层高度担忧,春节返乡的农民工在节后是否还能找到工作。
为应对危机,中国在2008年底果断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由于外需急剧萎缩,刺激计划只能依靠内需,同时着力于投资和消费。但从图中可以看出,消费的拉动作用基本没有异常波动。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短期收入增加大部分会被储蓄起来。在收入分配结构未改变的情况下,消费难以被有效刺激。
真正将中国经济拉起来的是投资。在“四万亿”政策推动下,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猛增了约3个百分点,有力地对冲了外需的走弱,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实现了2009年经济的“V”型复苏。
第五章: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从外需拉动到政策市
次贷危机的爆发,显著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
危机前(约2003-2008年),中国是一个由外需强力拉动的经济体。尽管当时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最高仅两个百分点,但国内的巨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旺盛的外需带动的。虽然从内部结构看,中国长期存在消费不足、内需不足的问题,但在那个阶段,强劲的外需使得“内需+外需”形成的总需求是过剩的,中国甚至罕见地出现了产能不足的局面。
以钢铁行业为例。2000年,中国钢产量为1亿吨,全行业严重产能过剩。而到了2004年,钢产量已超过2.5亿吨,行业却转为严重的产能不足,投资回报率极高,甚至有“两年回本”的传闻。当年发生的“铁本事件”,即一个民营企业家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强行上马大型钢铁项目,正是那个时期经济严重过热的缩影。当时,宏观调控政策(如地产调控)的效果有限,因为外需的拉动力实在过于强劲。
然而,200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外需熄火后,国内长期存在的内需不足问题重新凸显。同时,伴随外需走弱,产能过剩问题再次浮现,企业的投资意愿也大幅降低。需求不足从此成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
因此,自次贷危机以来,特别是2010年“四万亿”刺激政策退出之后,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宏观政策对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态度。经济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政策的松紧。我将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称为“政策市”。宏观分析师预测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预判政策走向。这与危机前主要看外需的逻辑截然不同。
第六章:对全球失衡的深层剖析
6.1 伯南克的“全球储蓄过剩”理论及其局限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提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他认为,在过去十几年中,多种力量共同导致了全球储”供给的显著增加。这些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过剩储蓄,流入美国,压低了其长期利率水平。低利率环境反过来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和信贷扩张,减少了储蓄,加剧了其经常账户赤字,并最终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
这个逻辑有其合理之处,即中国的储蓄过剩确实需要一个能够与之平衡的对手方,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是唯一能够扮演该角色的国家。但这个理论并不完全。如前所述,在美国的失衡问题在其加入全球大循环之前早已存在。因此,伯南克的逻辑虽然成立,但它并非故事的主线。
6.2 中国储蓄过剩的双重性与“为复兴而储蓄”
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的消费不足和储蓄过剩。其负面影响包括:
- 导致过多且低效的投资(以消费者时间偏好为标准)。
- 经济增长的果实未能充分体现为居民福利的提升,民众的切身感受与GDP增速存在落差。
- 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并可能演变为长期需求不足,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
但它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这恰恰源于其消极的一面:
- 更快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高投资率直接转化为更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同时,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通过投资(如用扫地机器人替代扫帚)来实现,因此高投资也促进了技术进步,共同推动了更快的经济增速。
- 无可比拟的资本成本优势:中国的核心优势,除了常被提及的劳动力和工程师红利,更在于其低廉的资本成本。资本成本是资本所有者对回报率的要求。我们分析过,中国的储蓄主体(如追求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或着眼于打造“百年老店”的民营企业家)对投资回报率并不敏感。这种不敏感,恰恰意味着资本的成本极低。
这种资本成本优势使得中国企业在进入一个行业后,能够通过激烈的价格竞争迅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当中国企业之间相互“厮杀”到仅能在成本线上挣扎时,其他国家的企业早已无法盈利,只能退出市场。这正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极强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当前欧美对中国“新质生产力”和电动汽车出口感到恐惧的根源。
这种储蓄行为的动机,与西方教科书中的储蓄理论完全不同。教科书中的储蓄是基于跨期消费权衡(欧拉方程),储蓄是为了未来获得更多消费的手段。但中国的许多储蓄行为,其目的就是投资和积累本身。我将其称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储蓄”**。这并非指每个储蓄者都有此宏大叙事,而是指我们的经济结构所催生出的储蓄行为,其本身就带有超越个体消费满足的目标性。
这种现象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异曲同工。韦伯笔下的加尔文宗信徒,在世俗生活中禁欲,却将积累财富视为上帝赋予的天职,为了积累而积累,而非为了享乐。这种精神同样会导致投资过剩和生产过剩。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今天的中国,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6.3 美国的问题:美元的“甜蜜毒药”与内部阶级矛盾
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储蓄”的中国,遇上了早已失去“资本主义精神”、陷入消费过剩的美国,结果必然是中国在生产能力上逐步超越美国。事实上,在第一和第二产业,我们早已超越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2023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65%,但我们的第二产业GDP已比美国高出40%,第一产业更是其数倍。如果以“战时能否用得上”作为衡量“虚”与“实”的标准,那么中国的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
那么,美国为何会演变成如今的局面?其“资本主义精神”为何会丢失?
答案在于全球货币体系。在当前的“牙买加体系”下,美元的“过度特权”是一柄双刃剑。它让美国在2001至2023年间累积了12.7万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相当于在全球“薅羊毛”。但这种利益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产业空心化。这是一种“荷兰病”:当一个国家能轻易通过出口某种资源(对美国而言是美元)获利时,它便失去了从事辛苦制造业的动力。美国的金融业作为“美元的出口行业”,其极强的竞争力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使得制造业等其他产业必然衰落。与其说美国制造业被别国打垮,不如说它是被美元自身打垮的。
更严重的是,美国在“薅全球羊毛”的过程中,在国内分配环节出了大问题,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和阶级矛盾激化。数据显示,自90年代全球化以来,美国工薪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企业利润占比则持续上升。这表明,全球化的收益更多地流向了资本家,而非劳工。
著名的“大象曲线”(Elephant Curve)也揭示了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三十多年里,受益最大的群体是全球的巨富(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包括中国工人)。而受损最严重的,恰恰是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大象鼻子根部”的人群)。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这些国家的工厂外迁,本国工人连“喝汤”的机会都失去了。这批失意的“红脖子”阶层,成为了特朗普等民粹主义政治家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全球化让他们受害,而他们的敌人,就是抢走他们工作岗位的中国。
所以,美国的核心问题是内因:美元的“甜蜜毒药”削弱了其产业根基,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不公,则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撕裂了社会。
第七章: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四种前景与三条对策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勾勒出四种可能的前景和三条应对之策。这个逻辑框架的起点,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消费不足”。
上策:消费引领的转型之路
这是最好的出路。通过根本性的收入分配改革,例如我提出的“全民国企持股计划”,将国有资产收益导向居民部门,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和产权收入占经济的比重。这将提升消费,化解内需不足的根本矛盾,使经济走上一条结构更平衡、增长更可持续、成果更惠及民众的良性轨道。同时,这也能减少我们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缓和与他国的贸易摩擦。然而,实现这一点的最大障碍在于达成社会共识。
外需拉动之路(已不可行)
这是我们曾在2008年前经历过的美好时光。但如今,这条路已无法重走。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再想依靠美国的需求拉动,美国需要制造一个远超次贷危机前的巨大泡沫,这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中美脱钩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大势所趋。当中国的工业产能在全球占比过高时,必然会遭遇越来越强的外部阻力。因此,外需无法指望。
中策:投资驱动的维持之路
在消费转型无法成功、外需又指望不上的情况下,剩下的选择就是继续依靠政策刺激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这是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在走的路。这条路并非最优,因为它会带来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如空置的“鬼城”和低车流量的高速公路)和债务累积等问题。但在现有的收入分配结构约束下,这已是能够找到的**“次优”选择(constrained optimum)**。
下策:需求不足的通缩之路
如果我们连中策都不愿或不能执行,即不刺激投资,甚至主动打压投资(如前几年的部分政策),那么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滑向需求不足的困境。当需求端无法做加法时,供给端只能被动做减法,经济将陷入长期的去产能和通货紧缩,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覆辙。我们不能指望再有一次类似2001年加入WTO那样的外部冲击来将我们拉出泥潭。
结论:
我的观点是,我们应努力用“中策”来维持经济稳定,并坚决避免滑向“下策”。近期的政策转向,表明决策层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经济走向“下策”的风险。但真正能让我们对未来感到乐观的,唯有下定决心,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真正走上“上策”所描绘的消费引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