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上)

开篇:课程介绍

今天是第八讲,我们将开始探讨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上周我们正式进入了货币经济学。有货币便有金融,有货币金融便有货币政策,当然也离不开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本讲内容只是初步探讨,关于通货膨胀,我们后续课程还会再次深入。进入货币与金融领域后,牵扯的头绪会非常多,内容也相当复杂。当内容繁多、头绪纷乱时,理清逻辑就显得尤为重要。许多人之所以对宏观经济学感到困惑,正是因为逻辑线索太多,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导致思绪混乱。

因此,我们希望利用一学期的课程时间进行系统性学习,将每一个模块、每一个问题都讲清楚、讲透彻。此前,有许多同学在课间或课后问我一些课程尚未涉及的问题,我都建议他们再耐心等待。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很多问题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我们必须先将每个模块都理解透彻,再将它们拼接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深入且全面的认知。

今天我们进入货币金融的第二讲,开始讨论通货膨胀。本次课程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

  1. 通货膨胀简介:让大家理解通货膨胀的基本含义。
  2. 真实世界的货币创造:回顾上节课所讲的法币体系下货币创造的逻辑(基础货币的创造与广义货币的派生),并考察真实世界中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只有认识了真实世界的货币创造,才能理解真实世界的通货膨胀。
  3. 财政政策:仅仅理解货币政策不足以完全解释通货膨胀,还必须引入财政政策的视角。
  4. 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探讨这两种政策在不同配合模式下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

由此可见,今天这堂课的核心是通货膨胀,但大部分内容并非直接讲解通胀本身,而是在于阐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相互配合。只有将这些基础逻辑讲清楚,我们才能更深层次地理解通货膨胀背后的机制。


第一部分:通货膨胀简介

1.1 通货膨胀的定义与衡量

通货膨胀(Inflation),简称通胀,指的是以名义货币计价的总体物价水平的变化。关于通胀,有两点值得说明:

第一,通货膨zhang表现为物价的普遍上涨,即货币对商品和服务的普遍贬值。这里的关键在于“普遍”二字。通胀并非指单一或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那种情况属于相对价格的变化。通胀是以货币为计价单位的物价的普遍、持续上涨,反过来看,也就是货币相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在下降。因此,通胀的概念必须在引入名义货币之后才能讨论。在没有货币的经济体系中,我们讨论的价格是相对价格。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一些商品价格上涨,而另一些不涨,这种相对价格的调整是否算作通胀?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议,我们稍后会谈到。

第二,既然通货膨胀是物价的普遍上涨,那么在量化衡量时,我们计算的是一个由各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构成的加权平均水平,而通胀率就是这个平均价格水平的涨幅。

常见的通胀指标包括:

  • 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 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 GDP平减指数 (GDP Deflator)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指标,例如国内的零售价格指数 (RPI)、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在美国,美联储最关注的指标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Inflation),它与CPI类似但略有差异。

下图展示了我国最常用的三个通胀指标(CPI、PPI、GDP平减指数)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走势。GDP平减指数的计算方法相对简单,即用名义GDP的增长率除以真实GDP的增长率。例如,若名义GDP增长了10%(为去年的1.1倍),真实GDP增长了5%(为去年的1.05倍),那么GDP平减指数的涨幅大约是 。

从图中可以发现,不同通胀指标的走势存在差异,其中PPI的波动性明显大于CPI和GDP平减指数。

之所以存在不同的通胀指标,是因为它们在计算总价格水平时,对各类商品价格使用了不同的权重。权重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取决于计算该指标的目的。例如,要衡量普通消费者感受到的物价水平变化,就应该使用消费者支出构成作为权重。下图展示了我国CPI的构成权重,其中“食品烟酒”占比最大。这些权重反映了我国居民在各项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例。因此,使用这些权重计算出的CPI,能较好地反映普通消费者感受到的物价变化。

同理,如果要衡量生产者所面临的成本压力,就可以使用生产者的支出构成作为权重。在生产者的支出中,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占比较高,因此在计算PPI时,这些商品的价格变化权重也相对更大,从而能更好地反映企业感受到的总体物价水平。

总之,选用哪个通胀指标,取决于使用它的具体目的。

1.2 弗里德曼的名言与费雪方程式

学习经济学的人通常都听过货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这句话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即费雪交易方程式 (Fisher Equation of Exchange):

其中:

  • = 货币总量 (Money Supply)
  • = 货币流通速度 (Velocity of Money)
  • = 价格水平 (Price Level)
  • (或 ) = 商品和服务的数量 (Real Output)

这个等式表示,货币总量乘以其流通速度(等式左边,代表货币供给的总购买力)等于价格水平乘以交易的商品数量(等式右边,代表名义总产出或总交易额)。弗里德曼本人非常钟爱这个公式,甚至将自己的车牌号也设置成了“MV=PY”。

如果我们做出两个关键假设:1)货币流通速度 是恒定的;2)真实产出 也是恒定或变化不大的。那么,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货币总量 与价格水平 成正比。这意味着更多的货币会导致更高的价格,更快的货币增长率会带来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这就是弗里德曼名言背后的理论基础。

1.3 对弗里德曼观点的实证检验

然而,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否正确呢?

首先,我们来看货币流通速度 。 总是可以被计算出来的,公式为:。下图展示了使用中国M0、M1、M2三个口径货币计算出的相应流通速度。

从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1. 不同口径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同:由于M2的体量最大,M0最小,因此M2的流通速度最慢(目前约为0.5次/年),而M0的流通速度最快(约为11次/年)。
  2. 货币流通速度并非恒定:无论是哪个口径,货币流通速度都存在周期性起伏和趋势性变化。例如,M2的流通速度在过去近三十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我国M2/GDP比率持续上升的现象是吻合的。M0的流通速度则会在每年春节期间因现金需求大增而显著下降。

可见,货币流通速度恒定的假设在现实数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我们来看一篇2005年的跨国研究。该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弗里德曼“通胀永远是货币现象”的论断,仅在高通胀国家成立;在低通胀环境中,找不到支持该说法的证据。

研究者发现:

  • 全样本分析:将所有国家放在一起分析时,货币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确实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货币增长快的国家,通胀通常也高。
  • 样本拆分分析:但这种强相关性主要是由高通胀(甚至恶性通胀)国家驱动的。如果将这些高通胀国家剔除,仅保留年通胀率低于10%的低通胀国家,那么在这些国家内部,货币增速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弱,甚至消失了。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研究者指出了货币流通速度 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表现:

  • 在低通胀国家,货币增速与货币流通速度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当货币供给增长较快时,其流通速度反而会减慢。因为在低通胀环境下,货币的购买力稳定,人们不急于将钱花出去。增加的货币供给很可能被人们以储蓄的形式持有,从而导致平均流通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 的下降所抵消,因此对价格 的影响不明显。
  • 在高通胀国家,货币增速与货币流通速度呈正相关。这背后是所谓的“烫手山芋效应”(Hot Potato Effect)。在高通胀环境下,货币的购买力迅速贬值,持有现金就像拿着一个烫手的山芋,人人都想尽快把它花出去,换成实物商品。因此,货币增长越快,通胀越高,人们抛弃货币的速度也越快,导致货币流通速度 进一步上升。此时, 和 的双重增长会极大地推高价格 。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弗里德曼的名言并不完全准确。要理解通胀,不能只看货币总量 这一个指标,而必须深入研究从货币供给到价格水平的传导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通胀水平的国家中存在巨大差异。

1.4 核心通胀与结构性通胀

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波动性通常远大于其他商品和服务,为了更好地研判通胀的长期趋势,经济学家们常常关注一个剔除了这两类商品价格的指标——核心通胀(Core Inflation)。与之相对的,包含所有商品的价格指数被称为总体通胀(Headline Inflation)。

  • 美国的情况:下图是美国的CPI数据。可以发现,核心CPI(深色线)的走势比总体CPI(浅色线)平滑得多。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核心、食品和能源价格虽然波动率不同,但上涨趋势大体一致。因此,在美国,使用核心CPI来分析通胀的根本趋势是合理的。

  • 中国的情况:然而,这套方法在中国却会遇到问题。下图是中国CPI中的食品与非食品价格的长期走势。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过去近二十年里,两者的价格趋势出现了显著分化。非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约20%,而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超过130%。

这就带来了难题:中国过去二十年的通胀到底是高是低?如果只看非食品价格(类似于核心通胀),通胀水平非常温和。但如果看食品价格,通胀则相当高。由于食品在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较大(接近30%),这种由少数类别商品价格(尤其是食品)快速上涨推动的总体物价上涨,被称为结构性通胀(Structural Inflation)。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猪肉价格。左图显示,中国的CPI同比涨幅(深色线)与猪肉价格同比涨幅(浅色线)高度相关,但后者的波动幅度要大得多。右图则显示了猪肉价格对CPI通胀的贡献。在2019-2021年间,CPI的上涨绝大部分是由猪肉价格上涨贡献的。

这种由单一商品供给冲击(如非洲猪瘟导致生猪存栏量下降)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是否应被视为真正的通胀?货币政策应如何应对?这是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

央行的态度也很有趣。在2019年第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一方面表示“我国不存在持续通胀或通缩的基础”,认为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供给冲击所致;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警惕通胀预期发散”,担心猪肉价格的上涨会传导至其他商品,形成普遍性通胀。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经济学中有个笑话说:食堂的菜包子涨价了,理由是做包子的师傅爱吃猪肉,而猪肉涨价了。这虽是笑话,却也揭示了价格传导的可能性。

最终,央行针对此轮通胀的应对措施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性的。例如,安排专项再贷款额度,支持扩大生猪养殖信贷投放,从供给端解决问题。

总之,对于中国这种典型的结构性通胀,到底算不算通胀,货币政策该如何应对,我们将在后续课程中进一步探讨。


第二部分:真实世界的货币创造

要更深入地理解通胀,我们必须从真实世界的货币创造过程入手。上一课我们从逻辑层面讲解了央行和商业银行如何通过资产负债表扩张来创造货币。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真实世界的央行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

2.1 货币金融统计的总体框架

全球各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大多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该手册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统计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金融机构被分为几大类:

  • 金融公司 (Financial Corporations):包含所有金融机构,如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
  • 存款性公司 (Depository Corporations):是金融公司的子集,主要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 中央银行 (Central Bank)
  • 其他存款性公司 (Other Depository Corporations, ODCs):主要指商业银行。

这些机构的原始数据(如各自的资产负债表)经过汇总和并表,最终形成一系列供分析使用的统计报表,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这些报表被称为**“概览” (Survey)。其中,最重要的报表是存款性金融公司概览 (DC Survey),它以资产负债表的形式呈现,其负债方的主体就是广义货币 (Broad Money)**。

货币创造分为两个环节:基础货币的创造和广义货币的派生。基础货币由中央银行的交易活动完成,因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至关重要。广义货币由其他存款性公司(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完成,因此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也同样重要。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分析这两张表来理解中国真实世界中的货币创造过程。

2.2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

在分析报表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根据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双重目标,与美联储的“保持物价稳定”和“促进充分就业”类似。

关于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

  1. 这是一张“职能型”而非“会计型”的资产负债表。其编制目的是为了展示央行执行了哪些货币政策操作,而不是为了像上市公司财报那样反映其财务状况。因此,你在表上看不到央行的利润或铸币税收入。例如,2022年人民银行曾向中央财政上缴超过一万亿元的结存利润,但这笔巨额利润在资产负债表上并无体现。
  2. 央行的资产业务是其调控基础货币的主要工具。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央行通过变动其资产方的业务(如购买外汇、对银行放贷等)来调控负债方基础货币的数量。

下表是截至2024年9月的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简表(仅列出主要科目)。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 (2024年9月,亿元)

资产金额占比负债金额占比
国外资产233,74551.4%储备货币354,84178.0%
其中:外汇221,42448.7%其中:货币发行127,08827.9%
黄金3,9230.9%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227,75350.1%
对政府债权15,2253.3%政府存款48,34910.6%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172,78938.0%自有资金219.750.05%
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7,2941.6%其他负债……
其他资产……………
总资产455,005100%总负债455,005100%

资产方分析:基础货币的创造渠道 央行总资产约为45.5万亿元。资产方最重要的两个科目是国外资产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这两者是央行创造基础货币的两个主要渠道。

  • 国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占款):从中国加入WTO到2014年左右,由于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外汇流入,央行通过购买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即“外汇占款”)是资产扩张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顶峰时期,外汇资产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超过80%。
  •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2015年“8·11”汇改之后,外汇占款渠道收缩,央行转而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如MLF、PSL等工具)来投放基础货币。这一渠道在央行资产中的占比大幅上升,目前已接近40%。值得注意的是,这其实是央行创造基础货币更常规的方式。认为没有了外汇流入,央行就无法创造基础货币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法币体系下,基础货币的创造是“无中生有”的。

负债方分析:基础货币的构成 负债方占比最高的是储备货币(即基础货币),约占总负债的78%。

  • 货币发行:即流通中的现金M0,主要是纸币和硬币。
  • 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主要是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和超额两部分),这是储备货币的大头。

此外,负债方还有一项自有资金,数额极小(219.75亿元)且二十多年未变。这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央行是否会破产? 答案是不会。因为央行是创造货币的机构,它永远可以创造出足够的货币来偿还以本币计价的债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可以无约束地操作。如果央行因投资失误(例如,购买资产后价格大跌)而产生巨额亏损,它虽然不会破产,但这部分亏损意味着它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将无法收回。这些永久留在市场上的过量货币,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因此,央行在操作中会极力避免亏损风险,不是为了自身存亡,而是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2.3 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

其他存款性公司(ODCs)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远大于央行,截至2024年9月,其总资产高达435.3万亿元,是央行的近10倍。

资产方分析:广义货币的派生 ODCs资产方最重要的科目是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投放:

  • 对非金融机构部门债权(对企业放贷和购买债券)
  • 对其他居民部门债权(对个人放贷,如房贷、消费贷)
  • 对政府债权(购买国债、地方政府债) 这三项合计占总资产的70%以上,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业务,也是广义货币派生的源头。

负债方分析:广义货币的主体 负债方最主要的科目是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的负债,即企业和居民在银行的存款。这部分存款是广义货币M2的主体。

两张表的勾稽关系 通过对比央行和ODCs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一课所讲的货币创造逻辑在现实中的体现:

  1. 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资产) ≈ ODCs“对中央银行负债”(负债)。这反映了央行向商业银行的贷款。
  2. 央行“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负债) ≈ ODCs“存放中央银行款项”(资产)。这反映了商业银行缴存的准备金。

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完美印证了“贷款创造存款”的货币创造机制。

商业银行的资本金 与央行不同,商业银行需要充足的资本金来吸收潜在损失和满足监管要求(如《巴塞尔协议III》)。但在ODCs这张职能型概览表中,资本金并没有被单独列出,而是隐藏在“实收资本”、“发行债券”、“其他负债”等科目中。要查看单个银行的资本状况,需要查阅其会计口径的财务报告。

留给同学们的思考题 在ODCs的资产负债表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

  • 资产方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银行A借给银行B的钱)约为40万亿元。
  • 负债方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银行A从银行B借入的钱)仅有十几万亿元。

理论上,由于这都是ODCs内部的相互拆借,资产方的债权总额应等于负债方的负债总额。为什么两者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请同学们课后查阅资料,解答这个问题。解决这类看似微小但关乎真实的统计口径问题,是深入理解现实世界金融运作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