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宏观思维的引入:央行的独特性
从前面我们讲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时,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我们需要开始逐步运用宏观思维来思考宏观现象了。如果仅仅用我们日常熟悉的微观经验去理解宏观现象,会非常困难。
1.1 央行为何不会“破产”?
例如,我们常说中央银行是不会破产的,因为它自己就是印钞票的,永远具备偿付能力。因此,央行亏损的后果其实不在于其自身——钱不够了,自己印一点就解决了。央行亏损的真正影响在于宏观经济。
亏损意味着它之前投放的货币可能收不回来。亏损的产生,必然是由于央行购买了某项资产,而购买资产需要支付其自己发行的货币。一旦投资亏损,就意味着之前买东西花出去的钱无法收回,这可能导致货币调控的失控。
因此,当我们未来讲到货币政策调控时,会发现央行非常希望对其发出去的基础货币保留快速收回的权力。所以央行在投放基础货币时,都尽量选择期限较短的工具,比如我们现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常用的七天逆回购。就是将一笔钱借给金融机构七天,七天后金融机构必须归还。如果金融机构需要的资金期限较长怎么办?央行可以进行滚动操作,即七天到期后再次借出,如此循环。通过这种方式,央行在需要回笼货币时,总能确保掌控力。
1.2 央行为何规避风险?
为了确保自身不会亏损,央行一般不愿意承担风险。例如,近期(指2023年9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两个支持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有一个互换工具。在该工具的说明中,讲得很清楚:央行不承担市场风险。比如,证券公司用其持有的股票到央行换取高流动性的国债,如果换给央行的股票后续价格下跌亏损了,央行明确规定,亏损的钱由证券公司承担。央行不为股票的涨跌损益负责。
1.3 商业银行的风险与资本金
与央行不同,商业银行必然会面对风险。如果商业银行不承担风险,那业务就无法开展了。既然存在风险,商业银行就需要有资本金作为缓冲垫来吸收风险。
大家知道,商业银行一旦破产,影响巨大,还容易形成挤兑风潮,导致单个银行的倒闭演变成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崩溃。2008年下半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就引发了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巴塞尔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准备充足的资本金。尤其对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比如中国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它们一旦倒闭影响会非常大,因此会被要求准备尤其高的资本充足率,形成一个更厚的资本缓冲垫来吸收可能的损失,从而保证商业银行不会因为一些日常亏损而倒闭,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商业银行一定需要资本金的原因。
1.4 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利弊
有同学可能会问,如果商业银行亏损了,央行帮他一把不就行了吗?央行手里总是有钱的,他可以印钞票。
确实如此。有些时候,当商业银行的资本金都亏完了,依然稳不住局面,而我们又不希望它倒闭引发金融动荡时,央行就必须出手。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会借钱给这家金融机构,让其度过难关。
但这种做法存在风险。在宏观层面,央行确实拥有无限的流动性,可以救活任何一个金融机构,但这会导致基础货币发行过多,而且发出去的货币未必能收回来,容易形成基础货币的超发,进而引发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通货膨胀等风险。
因此,对于央行这样一个拥有无限货币创造能力的机构而言,它所面临的约束和我们普通企业面临的约束完全不一样。它面临的是“宏观稳定”的约束。《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要求央行“维护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目标反过来会成为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约束。所以要理解央行,就必须具备宏观思维。
第二章:财政政策的必要性与中国财政概览
这种宏观思维还体现在,央行在操作货币政策时,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是整个政府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央行也是如此。央行调控货币政策是为了达到某些目标,而这些目标有时不仅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还需要其他宏观调控部门的配合。
其中,需要与央行配合的最重要的部门就是财政部。所以,在把货币政策完全讲清楚之前,我们还得绕个道,先把财政也讲一讲,然后再回过头来讲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今天的探讨也只是初步的,因为二者的配合非常复杂。
2.1 中国财政的“四本账”
首先,同学们要知道,中国的财政收入有“四本账”。不要觉得财政收入只有税收,实际远比那个多。这四本账及其占2023年中国GDP的比重如下:
- 公共财政收入:这是最主要的账本,即所谓的“税费收入”。大家交的增值税、所得税等都计入此项。除了税,还有“费”的收入,比如乱停车的罚款,也进入公共财政收入。
- 政府性基金收入:这是税费之外的一些收入,其中最大的一项是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此外,像福利彩票的收入,也计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同学们以后工作,工资单里会列明每月缴纳的“五险一金”,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这些保险金收入就计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这和我们金融界常说的“社保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机构)不是一回事,前者的规模要大得多。
-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我们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由政府代为管理。政府作为出资人和所有者,从国有企业获得的收入,就计入这本账。
这四本账之间其实有小部分的重复计算。例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公共财政的补贴。再比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中,有一部分会调入公共财政预算,供各级政府支出。所以理论上这四本账不能简单直接相加。但即便如此,我们粗略加总,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一个大致的图景:虽然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17%,但如果加上另外三本账,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能够超过30%。
从2000年至今,四本账的总收入与公共财政这一本账的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二十多年里,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大幅扩张。
2.2 对几本账的深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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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土地财政:在四本账里,第二本账(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大头是土地出让收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土地财政”,它在理解中国政府行为时至关重要。土地财政收入都进入地方政府的口袋。这笔收入最高的时候是在2020年,占到GDP比重超过8%。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走弱,卖地收入随之下降,但即便如此,目前仍占GDP约4.5%,规模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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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与国企回报:第四本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规模相对很小,2023年总收入约6700多亿元。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740万亿元,扣除负债后,所有者权益为164万亿元。政府运营这164万亿元的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在2022年获得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只有5700亿元。而这5700亿中,大概只有2500亿被调入了公共财政预算。我们可以计算一下,164万亿元的权益,带给政府的直接现金回报(调入公共预算部分)只有2500亿,回报率仅为0.15%(1.5‰)。
当然,国有企业对国家的贡献绝不仅仅是这2500亿,它们还正常纳税、雇佣工人等。但这些是任何企业(包括私营企业)都应履行的责任。在履行完这些责任之后,作为国有企业,其资本理应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带来更明显的贡献。但从这本账来看,贡献率是明显不足的。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讲实体经济时提到的,国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我循环的刚性储蓄者”。
第三章:公共财政:改革、结构与央地关系
我们现在重点讲解“公共财政”这本最主要的账。
3.1 公共财政收支的历史变迁
观察1952年至今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占中国GDP的比重,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改革开放前:收支占比基本在25%到30%之间平稳波动。
- 改革开放至1994年:收支占比持续下降。
- 1994年至2015年: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收支占比明显回升。
- 2015年至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收支占比似乎又进入了下行通道。
今天我重点要讲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奠定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财政,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央地关系)的整体体系。
3.2 公共财政的收支构成
- 收入构成:公共财政收入主要由税收和非税收入构成。2023年,税收占84%,非税收入占16%。在税收里,大头是流转税(在商品流转环节征收的税),尤其是增值税。所得税大约占整个公共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与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的结构有所不同。
- 支出构成:公共财政支出的大头可以大致看作是政府消费(约占三分之二),包括国防、外交、公共安全、教育、医疗、社保等。另外三分之一是其他部分。有人会问,政府投资在哪里?公共财政这本账里有政府投资,但数额不多。中国政府搞投资的大头,其实是地方政府用它的卖地收入去搞投资。所以,政府投资主要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挂钩。一旦地方政府地卖不出去,卖地收入下降,你会发现政府投资马上就下来了。
3.3 1994年分税制改革:财权上收与事权不变
我们来看分税制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改革前,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占比都在下降。改革后,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央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大幅上升,而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占比显著下降。
所以,分税制改革的本质是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中央政府将一大笔财权(公共财政收入)从地方政府手中收归中央。
为什么改革后总的公共财政收入占比会明显上升呢?这与改革前十几年的经济运行体制有关。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大包干”,企业“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积极性很高。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愿意做一些税收减免。这导致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到90年代初,中央财政已十分困难。
分税制改革将大量财权上收到中央,并强化了税收征管,加上邓小平南巡后经济走向繁荣,使得总的财政收入占比开始回升。
但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在把财权从地方上收的同时,并没有把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事权)拿走。 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权与事权的不平衡。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长期明显低于其公共财政支出。
3.4 “财权事权不平衡”的后果与误解
这个收支差距靠什么来弥补呢?主要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把钱收上来之后,因为自己的事权没有那么多,所以每年会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把钱拨给地方,支持地方的公共支出。
但是,地方政府花这笔钱很不方便,因为转移支付有很严格的规定,不能随便乱用。于是,地方政府就发现了另一条路:通过卖地来获得一块在公共财政之外的、可以比较灵活使用的财力,这就是第二本账里的政府性基金收入。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平衡,所以地方政府才依赖土地财政,并由此衍生出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重新平衡央地财权和事权。
这个逻辑听起来很顺,很多人都这么讲,但它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
3.5 分税制改革的真正目的:维护国家统一与区域平衡
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政府财权事权是平衡的,甚至还有富余。如果你认为现在的问题都是分税制改革的恶果,你就必须回到1994年去问一下朱镕基总理:你为什么要搞分税制改革?
我们可以看看朱镕基总理自己是怎么说的。1993年9月,他在广东谈分税制改革时说:“这次实行分税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央财政的困难。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适当的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力,日子就过不下去。” 改革开放后,地方比中央有钱,甚至发生过中央政府向广东借钱的情况,这严重制约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各个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有钱的地方会更有钱,没钱的地方会更没钱,区域差距会越拉越大。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如果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过大,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会面临威胁。
朱镕基总理在中西部地区时讲得更明白:“中央收税……还要保证全国各地区发展的平衡……富裕地区要对贫困地区做些贡献。如果中央不收一点钱的话,那样就会富的更富,贫的更贫。邓小平同志有一个思想,就是共同富裕。说实话,这是实行分税制的最主要理由。”
分税制改革之后,我们看到,越是富裕的省份(如广东、上海、北京、江苏),从中央获得的转移支付占本省财政收入的比例就越小;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如西藏、青海、甘肃),获得的转移支付比例就越高。例如,西藏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是其本级公共财政收入的十倍以上。
这背后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只有让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平衡,让中央政府的财权超过其事权,才能做成这件事,通过全国统筹来确保区域发展差异不至于过大,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欧元区之所以问题重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无法通过财政手段平衡各国差异。而中国, благодаря分税制改革,避免了类似的问题。
所以,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平衡的局面,不仅是现状,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会长期持续,并且也应该如此。
3.6 财政赤字与政策转向
观察中国的公共财政赤字规模,会发现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财政赤字与GDP增速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逆周期调节”、平稳经济周期的作用。
另外,过去我们对3%的赤字率似乎有种执念。这个3%源于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规定了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应超过GDP的3%。但这个标准既非国家财政可持续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可以说有一定“拍脑袋”的成分。
一个国家财政债务是否可持续,关键不在于赤字或国债规模本身,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处于内需不足的状况。只要一个国家长期内需不足,它的国债就是可持续的。中国显然是内-需不足的,因此中国的债务是可持续的。
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向发生在2023年10月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新任部长蓝佛安表示:“我们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增加赤字和发债的空间。” 这句话从一向在赤字和发债问题上持审慎态度的财政部部长口中说出,代表着重大的政策思路转变。可以预期,未来的财政政策会更加积极。
第四章:财政与货币的配合:主导权之争
讲完财政,我们回到今天核心的重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4.1 两种配合模式:财政主导 vs. 货币主导
政府的收入来源有两块:一是我们前面讲的财政收入(四本账),二是通过印钞票获得的铸币税收入。因此,政府的预算平衡可以写成一个恒等式:
(这是一个跨时期贴现后的平衡式)
在这个等式中,财政支出和收入由财政部决定,铸币税由央行决定。要让等式成立,二者就不能各行其是,必须相互配合,一定有一个主次之分。这就带来了两种配合模式:
- 财政主导 (Fiscal Dominance):财政部把铸币税也算作自己的可动用收入,有意识地用它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此时,货币政策被动地按照财政的要求(特别是财政缺口的大小)来发行货币。
- 货币主导 (Monetary Dominance):央行根据其政策目标(如通胀、经济增长)独立调控货币政策。财政不能干预货币政策,更不能主动要求央行用铸币税来弥补财政缺口。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央行给你的(铸币税),你就拿着;央行不给你,你不许抢。
4.2 从财政主导到货币主导的转变
在1995年之前,中国实际上是财政主导。一旦出现财政赤字,就由央行来“填坑”。例如,1984年的预算报告中明确写道:“财政赤字……准备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来弥补。” 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货币的超发。我们看到,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的货币增速和通货膨胀经常失控,物价飞涨,引发了民众的抢购风潮。
吸取了沉痛的教训,中国在1995年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从法律上确立了货币主导的财政货币协调模式。其中关键条款包括:
- 第7条: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的干涉。
- 第29条: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 第30条: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
这些条款从根本上堵死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直接通道。可以看到,1995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虽然财政赤字的规模比之前还要大,但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基本保持了平稳,再未出现过失控的局面。这就是配合方式转变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4.3 新时期的财政货币协同
当然,在货币主导下,财政和货币依然需要合作。《人民银行法》也留了口子:
- 央行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也就是说,央行不能直接从财政部买国债(一级市场),但可以在国债发行到市场上流通后,从二级市场购买。这是各国央行通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手段。我国央行从2024年8月开始,也启动了这项业务。
- 央行依法经理国库。财政部尚未支出的钱都存放在央行的国库里。
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的体现。资产端的“对政府债权”和负债端的“政府存款”,都反映了央行与财政的往来。央行产生的利润(铸币税),最终也会划拨计入财政存款。
进入21世纪后,我们能观察到财政赤字(反映财政政策)和社会融资规模(反映货币政策)之间有很高的同步性。但这只反映了在国务院领导下二者的协同配合,其内在逻辑与1995年前的财政主导已完全不同。
第五章: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源与终结
5.1 恶性通胀的本质:财政崩溃
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了。你记住,恶性通货膨胀,永远是财政崩溃导致的。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的财政彻底垮了,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亏空,才会导致恶性通胀。
这背后有一个类似“拉弗曲线”的机制。政府通过印钞获得的真实铸币税收入,与通胀率之间也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起初,提高通胀率(多印钱)能增加真实铸币税收入。但当通胀高到一定程度,民众的通胀预期会急剧飙升,人们会拼命抛弃本币,导致本币的真实购买力(实际余额)快速下降。这时,政府为了获得同样多的真实铸币税,就需要印出天文数字的名义货币。货币增速与通胀预期之间形成“追逐赛跑”,相互推高,最终导致通胀指数级上升,飞上天。
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一战后德国的魏玛共和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当代的津巴布韦。
5.2 案例分析:杰弗里·萨克斯与玻利维亚
一个经典案例是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1980年代为玻利维亚终结恶性通胀的故事。当时玻利维亚通胀失控,萨克斯研究后提出的方案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大幅提高国内石油价格。
他的逻辑是:石油是当时玻利维亚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在恶性通胀中,政府控制的油价调整严重滞后于物价上涨,导致石油的真实价格变得极低。这使得政府卖石油的真实收入锐减,财政赤字反而更大,从而被迫印更多的钱,形成恶性循环。
萨克斯指出,大幅提高油价,可以让政府获得足够的真实收入,平衡财政收支。这样,政府就不再需要靠大规模超发货币来弥补赤字。玻利维亚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一天之内,该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不理解宏观经济的内在联系,就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课程总结
我们这节课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解银行和财政的状况,核心内容是探讨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模式,并看到了“财政主导”与“货币主导”这两种不同方式对通胀的巨大影响。
希望通过这节课,同学们能够:
- 看到我们之前学习的货币创造等理论逻辑,如何与现实的宏观数据结合起来,去理解我们身处的宏观环境。
- 认识到研究宏观现象必须将其放入一个大的背景中。例如,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源其实是财政的失败。
这只是对货币与财政关系的一个初步探讨。随着课程的深入,我们会将这些模块一块块拼凑起来,形成一个对中国经济更完整的理解。希望同学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个领域背后深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