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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看当前金融现象

上一讲,我们探讨了现实世界中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并展示了利率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种传导的实现,依赖于传导路径上各个主体的逐利行为。上节课我们还讲解了货币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常规的货币政策。

若是在过去,关于货币政策的内容或许到此就已足够。然而,自次贷危机之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货币金融的运行都变得异常复杂。因此,我们有必要运用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视角,来理解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货币政策以及当前货币金融的运行格局。

今天我将涵盖三部分内容:

  1. 西方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解这类政策必须基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框架。
  2. 次贷危机后美欧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践。
  3. 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视角解读我国的货币金融运行:特别是次贷危机至今的十几年间,我国金融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新现象层出不穷,例如“钱荒”、“股灾”、以及“去杠杆”、“资金空转”、“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等。在不了解其内在逻辑的人眼中,这些现象或许显得混乱无序。今天,我们将运用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这一视角,为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梳理出一条主线,帮助大家认识到其背后存在清晰的核心逻辑,从而轻松理解这些现象。

由于内容较多,今天可能无法全部讲完,未完成的部分我们将在下节课继续。

第一章:关于利率的两个核心问题

我们先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视角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讲起。货币政策领域存在两个看似简单,实则极其困难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让业界人士也感到棘手。

第一个问题是:利率究竟是由央行决定,还是由实体经济决定? 这个问题我们上节课已经讨论过。名义利率无疑受到央行的强烈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掌控力。但是,如果央行的目标是维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特别是通胀的稳定,那么其货币政策就不能随意设定。换言之,央行不能随心所欲地将名义利率固定在某个水平,而必须使其作为资金价格,与实体经济的名义投资回报率相契合。因此,名义利率表面上由央行决定,但归根结底,它是由实体经济决定的,因为央行的政策行为本身也受制于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

第二个问题,我们上节课没有涉及:央行投放货币,究竟是压低名义利率还是推高名义利率? 对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可能会认为答案显而易见:货币供给增多,意味着货币变得更“便宜”,而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自然应该降低。例如,在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中,当央行买入债券以投放基础货币时,市场利率会下降;反之,当央行卖出债券回笼资金时,利率会升高。

这听起来似乎无需赘言。然而,我们上节课也提到过一个概念——费雪效应(Fisher Effect)。更多的货币会带来更高的通货膨胀。跨国数据显示,货币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公式:

更高的通胀必然伴随着更高的通胀预期。因此,更多的货币会推高通胀预期,从而推高名义利率。

那么问题来了:央行投放货币到底是压低利率,还是推高利率?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便是许多业内人士也未必能清晰解答。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助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框架。

第二章:流动性效应与费雪效应之争

实际上,前述讨论包含了央行投放货币时产生的两种不同效应:流动性效应与费雪效应。

  • 流动性效应:简单来说,央行增加货币供给会直接压低名义利率,即资金的价格。反之,央行回笼货币、减少供给则会推高名义利率。这一点较为容易理解。
  • 费雪效应:如前所述,更多的货币带来更高的通胀预期,进而推高名义利率。反之,更少的货币则对应更低的通胀预期和名义利率。

这两种效应方向相反,但同时存在,并不矛盾。不矛盾的核心在于,虽然我们都在谈论“央行增加货币供给”,但两个效应中所指的“货币”并非同一概念。

  • 当我们谈论流动性效应时,央行投放的是基础货币(Base Money)。
  • 而当我们谈论费雪效应时,“更多的货币”指的是广义货币(Broad Money)。

基础货币是央行的操作目标,直接影响金融市场。而广义货币则与实体经济的通胀等最终目标相关联,属于中介目标。央行通过调控操作目标(基础货币及其价格),来影响中介目标(广义货币),进而间接实现其最终目标。因此,与通胀直接挂钩的是反映真实经济名义购买力的广义货币,而非基础货币。

若不使用严谨的经济学概念区分,仅用文字表述,很容易陷入概念混淆的思维困境。

那么,这两种效应究竟谁起主导作用?这决定了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时,利率的最终走向。我们可以用一个供需交叉图来清晰地理解。

在该图中,纵轴为利率,横轴为货币市场的资金量。向上倾斜的是资金供给曲线,向下倾斜的是资金需求曲线。

情况一:流动性效应主导 当央行增加基础货币供给,供给曲线大幅右移。但如果此时资金的需求曲线仅有小幅外移,那么结果必然是利率下降。

这种情况发生在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受阻之时。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并未有效带动商业银行体系广义货币的相应派生。广义货币的派生反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而商业银行派生广义货币会消耗基础货币,从而增加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如果基础货币供给大幅扩张,但需求扩张有限,说明商业银行的广义货币派生能力很弱。此时,货币市场上资金供给的变化幅度远大于需求的变化幅度,流动性效应占据主导,更多的基础货币供给带来更低的名义利率。

情况二:费雪效应主导 当央行同样大幅增加基础货币供给时,如果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非常顺畅,少量的基础货币扩张就能激发大量的广义货币派生。这反映在货币市场上,就是商业银行体系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也随之大幅扩张,需求曲线外移的幅度甚至可能超过供给曲线。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基础货币供给反而带来了更高的利率。此时,费雪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这并非说流动性效应不存在,它依然存在(若需求曲线不变,利率本应降得更低),但费雪效应的影响更为强大。

结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究竟是推高还是压低名义利率,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状态。结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依情况而定。

第三章:现实世界的反常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美国案例:量化宽松的反常效果 下图展示了美联储持有的长期国债季度变化量(深色线)与美国十年期国债名义利率(浅色线)的关系。

可以看到,在次贷危机后,美联储进行了三次明显的量化宽松(QE1, QE2, QE3),即大规模增持长期国债,其目的本是压低长期利率。然而,图中清晰地显示,在QE1到QE3期间,每当美联储购债时,国债收益率反而是上涨的(意味着国债价格下跌)。这与直觉相悖,因为央行作为市场中资金最雄厚的参与者,其购买行为理应推高资产价格、压低收益率。

但这种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图中蓝线标示的2018年之后,尤其是疫情爆发后,关系发生了颠倒。美联储增持国债时,国债收益率随之下降;减持时,收益率则上升。这又符合了传统预期。同样的行为,为何结果截然相反?

中国案例:领先指标的失灵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中国利率领先指标是挖掘机产量的同比增速。从历史数据看,其领先性非常明显,有时甚至能领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半年到一年。

为什么是挖掘机?因为中国是投资拉动的经济体,而投资的两大引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合计占总投资的近一半。无论是盖楼还是修路,第一步都是“挖坑”,这必然需要挖掘机。因此,挖掘机产量是反映实体投资需求的最前端指标。

然而,到了今年,这个过去十几年效果极佳的领先指标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背离。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 这两个例子再次说明,我们不能将宏观经济视为一台结构和参数恒定不变的机器。宏观经济是由具有预期的人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你调控经济的方式会影响人们的预期,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最终导致你观察到的宏观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发生变化。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摒弃那些一度流行的“特设模型”(ad hoc models),例如描述凯恩斯思想的IS-LM模型。所谓“特设”,是指为了解决眼前某个特定问题而做出的方便假设,而未考虑其普适性。例如,“央行投放货币会降低利率”就是一个特设假设。这类模型即便在某段时期内有效,其根基也并不稳固。一旦其背后的隐含条件消失(如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整个理论体系便会崩塌。

这就是为什么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经历了“理性预期革命”,要求所有理论都必须从微观主体的理性最优化行为(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出发进行推导。只有扎根于微观主体不变的“理性”,才能构建出能够应对多变环境的、更为可靠的理论体系。

对于初学者而言,IS-LM这类看似简单的特设模型其实非常危险。它会让人形成思维定势,一旦现实情况与其前提假设不符,便会茫然失措。我们这学期所倡导的,正是从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出发,亲手去制造分析工具,这看似麻烦,却是真正理解宏观经济的捷径。

第四章: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逻辑与路线图

理解了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重要性后,我们来正式探讨非常规货币政策。这里推荐一篇经典文献,即2002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发表的著名演讲——《通货紧缩:确保“它”不会在这里发生》。这篇演讲极具前瞻性地为应对通缩给出了路线图,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央行的实践几乎完全遵循了这一蓝图。

通货紧缩的威胁 通货紧缩(物价普遍持续下跌)对货币政策是致命的威胁。在通缩环境下,即便真实投资回报率为正,但由于通胀率为负,名义投资回报率很可能为负。与此同时,名义利率的下降空间有限(很难低于零太多)。当名义投资回报率普遍低于名义利率时,企业和个人便失去了借贷投资的动力,经济陷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此时传统的降息政策完全失效。

伯南克的反通缩路线图 伯南克的核心观点是:在法定货币体系下,通货紧缩总是可以被逆转的,因为央行拥有无限创造名义货币的能力。他提出了一套循序渐进的宽松四步法:

  1. 第一步:降息至零。将短期政策利率(如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这是常规政策的极限。
  2. 第二步:量化宽松(QE)。如果降息至零无效,央行直接下场购买长期国债,人为压低长期无风险利率。
  3. 第三步:信贷宽松(Credit Easing)。如果QE仍不够,央行进一步购买风险资产,如按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企业债甚至股票ETF,以直接压低风险溢价和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4. 第四步:财政与货币协同。如果前三步都无法奏效,则采取终极手段:由财政部进行大规模扩张(如减税或直接支出),由此产生的巨额赤字由央行直接印钞来弥补,即“财政赤字货币化”。这实质上等同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直升机撒钱”。

路线图的内在逻辑 这一路线图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央行在逐步跳过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中发生堵塞的环节,使其政策落脚点越来越靠近实体经济的最终目标。

  • 正常路径:央行调控短期利率 → 市场通过期限套利影响长期利率 → 市场通过风险套利影响风险资产利率 → 影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 影响总需求与通胀。
  • 堵塞与跳过:
    • 若期限套利受阻(如金融危机时无人敢持有长期资产),央行就直接执行第二步(QE),跳过这个环节去压低长期利率。
    • 若风险套利受阻(无人敢承担风险),央行就执行第三步,直接去压低风险利率。
    • 若实体经济本身缺乏借贷和支出意愿,央行就联合财政执行第四步,直接创造支出和需求。

近年来,这一思想进一步演化。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等人提出了“常备紧急财政便利”(SEFF)的概念,即让央行在必要时直接指令财政部花钱,并为其提供资金。这标志着财政政策正在成为央行主导的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现代货币政策已不再仅仅是一根只能拉住马(抑制通胀)却不能推动马(刺激经济)的缰绳。

第五章:次贷危机后美欧的政策实践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市场中弥漫着对手方风险(Counterparty Risk),金融机构间交易几近冰封,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被严重阻塞。

美联储的应对

  • 传导路径阻塞的证据:雷曼倒闭后,美联储迅速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其资产负债表在半年内翻了一倍多。但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反而大幅萎缩。这表明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并未有效转化为实体经济的信贷。
  • 超额准备金激增与利率政策调整:由于不敢放贷,商业银行将从美联储获得的大量资金囤积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上,导致超额准备金规模从接近于零飙升至数万亿美元。为防止如此海量的零利率资金将市场利率彻底压垮至零,从而失去对政策利率的控制,美联储自2008年10月起,开始对准备金支付利息(Interest on Reserves, IOR)。
  • 因果关系辨析:需要明确的是,并非因为美联储开始为准备金付息,才导致准备金规模激增。恰恰相反,是因为传导路径阻塞导致准备金被动激增,美联储才不得不开始付息以维持对市场利率的控制。这一点可以从准备金利率与准备金余额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得到印证:若是利率吸引了存款,二者应呈正相关;而负相关则表明,是银行出于避险需求主动增加了准备金供给。

欧洲央行(ECB)的应对

  • 利率走廊系统:欧洲央行长期实行“利率走廊”操作框架,通过存款便利利率(下限)、主要再融资利率(中枢)和贷款便利利率(上限)来管理市场利率。正常情况下,市场利率围绕中枢利率波动。
  • 危机后的变化:危机爆发后,市场同样出现流动性过剩,大量资金涌入作为利率下限的存款便利账户。这导致市场利率与中枢的再融资利率脱钩,转而紧贴存款便利利率运行。这同样是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的典型表现。时至今日,尽管政策细节有所调整,欧洲央行的存款便利账户上依然趴着数万亿欧元的资金。

第六章:再探美国量化宽松之谜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解答最初的那个谜题:为什么QE1到QE3期间,美联储购债反而推高了利率?

将美联储的长期国债持有量变化与美国核心PCE通胀率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在三次QE期间,每当美联-联储大力购债后,核心通胀都出现了回升。这表明,在那个阶段,美联储的非常规宽松政策是有效的,它成功地提振了市场的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并传导到了实体经济。因此,费雪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胀预期的上升推高了名义利率,其效果盖过了购债行为本身的流动性效应。

而到了2018年之后,特别是疫情爆发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尽管美联储再次大规模购债,甚至配合财政直接给居民发钱,但由于疫情对经济活动的物理限制,这些货币投放并未有效转化为通胀。此时,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受阻,流动性效应开始主导,美联储的购债行为直接压低了国债利率。

这也解释了为何近年来美国国债收益率与制造业PMI等经济基本面指标的关系会脱钩甚至反转。当流动性效应主导市场时,利率的波动更多地反映了央行的操作,而非经济本身的景气状况。

因此,不深入理解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状态,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看似反常、实则有其内在逻辑的金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