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决定经济现象的根本力量——思想

今天我们的课程又到了一个转折点。此前,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经济现象,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现在,我们要转向这些经济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思想。由于思想这一主题内容较多,我们将分两部分来讲解,今天讲授的是上半部分。

让我们重温一段凯恩斯的名言。这句话出自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

确实,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你可能会认为个人的既得利益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力量。然而,如果你真正深入到所有现象的背后,去探寻最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你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凯恩斯说,无论是善良还是丑恶的观念,更危险的源头是思想,而非既得利益。当思想改变之后,整个世界便为之一变。

因此,要对经济现象有最深刻的理解,就必须回溯到其思想根源。如果你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足够透彻,你会发现任何经济现象——我强调是任何经济现象——其最根本的原因,都源于某些人头脑中的某些特定想法。如果你不能将经济现象追溯到“是哪些人,头脑中存在哪些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个层面,那么你对该现象的理解就不算最深刻。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我们所观察到的、看似复杂的中国经济现象。它背后的思想源头究竟是什么?

第一章:对待理论的批判性态度

要认识中国经济的思想源头,我们首先要明白,人的思想并非从天而降。毛泽东主席曾写过文章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但除了实践,人的许多思想也来自于他所接触到的各种说法、理论和观念。因此,思想的来源有两个方面:理论与实践。

我们要理解中国的现实,必然要借助一些已有的思想成果。因为无论一个人多么聪明,其个人智慧与人类漫长历史所积累的智慧结晶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想要看得更远,就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任何现象(包括经济现象)的认识,都必须借助某些理论。我们稍后会看到,许多人的想法,无论对错,其实都源自于理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花费大量时间,通过解读中国经济现实来讲授经济学理论。

但现在,我们需要将对理论的认识再提升一个层次: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理论?

这个态度其实很简单,毛泽东主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理论与现实一定要结合。

让我们看毛主席在1956年的名著《论十大关系》中的论述:

“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段话讲得非常好。同样,在1942年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主席也说过:

“我们党校现在所采取的,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都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

毛主席在这里批评的是教条主义。简单来说,教条主义就是将某些理论教条不加辨别地到处乱套,而不去思考这些教条的适用范围是什么。这种做法曾给中国革命带来过重大的伤害。例如,当年的王明一度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照搬苏联十月革命在大城市取得成功的经验。但将这套经验搬到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便完全不适用。在大城市,我党的力量与反动派相比还很悬殊,将苏联经验当作教条来用,革命必然会遭受失败。

经过实践的检验,大家最终才认识到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成功,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成功道路,但它绝不是对马克思、列宁或苏联经验的生搬硬套,而是将普遍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同样源于一些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只不过这次照搬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例如,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谓“新新古典综合”)的世界观搬过来到处乱套,从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中国债务过多,即将爆发债务危机,因此需要去杠杆”等等。

因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经济学时,必须持有批判性态度。

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吴晓明对“批判”的解释非常到位。他说:

“批判是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正像任何一个事物有其历史的前提和界限一样,任何一种知性科学的理论和观点,无论多么先进,都必然有其理论前提和界限。只有当我们真正把握它们的前提与界限,并将其同社会生活本身的前提与界限形成对照时,才能对这些理论和观点加以批判性的运用。”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并在此前提下拥有其适用范围或界限。如果你不能掌握一个理论的界限,拿着它到处套用,就很有可能将其运用到不适用的范围,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学习理论时,除了搞清楚其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它的前提——包括那些没有明说但至关重要的隐藏前提——并由此确定其应用界限。

第二章:理论误用的实例:对中国GDP增长的分解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对中国GDP增长的“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分解。

这个模型非常简单。它假设经济增长的供给面源泉是劳动(L)、资本(K)和技术(A)。然后,通过一个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将这三个要素与总产出(Y)的关系用一个方程式表达出来。基于这个方程式,我们就可以将观察到的GDP增长率分解为由劳动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各自贡献的部分。

下表展示了对中国GDP增速的分解结果。我们重点关注2009-2023年这一时期,即次贷危机后中国经济持续减速的阶段。

时间段GDP年均增速劳动贡献资本贡献技术贡献 (TFP)
2003-200811.4%0.3%4.1%6.9%
2009-20237.0%-0.1%4.0%3.0%
增速变化-4.4%-0.4%-0.1%-3.9%

注:表中数据均为百分点,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微小误差。

从表中可以看到:

  1. 2009-2023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7.0%。其中,劳动力的贡献为-0.1个百分点(因为劳动力数量在减少),资本的贡献为4.0个百分点,技术的贡献为3.0个百分点。
  2. 与危机前的2003-2008年相比,GDP增速下降了4.4个百分点。在这4.4个百分点的降幅中,劳动力的贡献下降了0.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下降了0.1个百分点。两者合计仅能解释0.5个百分点的增速放缓。
  3. 剩余的3.9个百分点的增速降幅,全部归因于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减缓。

从这个分解结果来看,结论似乎很清晰: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减速,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放缓导致的。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自然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搞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以此来逆转经济减速的趋势。

这个说法对吗?它看似正确,实则似是而非。

问题在于,数学模型总会给出一个结果。你把数据扔进去,它就会计算出一个答案。但作为模型的使用者,你的责任是确定输入的数据是否符合模型的假设,以及如何正确解读模型输出的结果。

在这个增长核算模型中,最关键的变量是技术项,也叫“残差项”或TFP。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它?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三个极易混淆的变量:

  • 潜在产出 ():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
  • 实际产出 ():我们实际观测到的产出,即GDP。
  • 总需求 ():整个社会总的支出。

由于市场出清的核算要求,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产出()。但实际产出()是否等于潜在产出()呢?不一定。宏观经济可能处于两种状态:

  1. 有效状态:需求充足,经济的生产能力被完全利用。此时,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这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隐含假设。
  2. 无效状态:需求不足,生产能力未被充分利用。此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例如,我们明明有能力生产140万亿的GDP,但由于需求不足,最终只生产了126万亿。

增长核算模型的目的是分析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但在实际计算时,由于生产能力是不可观测的,研究者很自然地会将可观测的实际产出()的数据代入模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做出了一个关键的隐藏假设:,即你假设了经济始终处于有效运行状态。

现在我们来看两种情况:

  • 情况一:供给收缩 如果经济下行确实是由于生产能力收缩(例如,技术水平真的下降了)导致的,那么增长核算模型得到的“TFP下降”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个残差项的下降确实代表了供给面的技术水平下降。

  • 情况二:需求收缩 如果供给能力(资本、劳动和真实技术水平)并未改变,但总需求收缩了,这同样会导致实际产出下降。当你把这个下降的代入模型时,由于资本和劳动没有变化,模型无法从这两个要素中找到解释,于是只能将产出的下降归结为残差项(TFP)的下降。但此时,这个“TFP”的下降反映的不再是供给面技术水平的衰退,而是需求面的萎缩。

如果将需求收缩导致的产出下降误读为技术水平下降,并据此提出“要大力推进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那就会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供给不仅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

这个例子清晰地表明,不加批判地套用理论模型,而不审视其前提假设,是多么危险。

第三章:百年之辩:供给派 vs. 需求派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回顾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来剖析当下主流的西方宏观经济学范式——“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的来龙去脉、其隐含假设及适用范围,并审视它是否与中国现实相匹配。

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场延绵了数百年的争论。争论的双方,一方是供给派,另一方是需求派。

  • 供给派同时也是市场派,他们认为供给是决定性的,并相信市场的有效性。
  • 需求派则同时是政府派,他们认为需求是关键,并主张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

这两派的关键分歧在于:他们对经济究竟是运行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还是运行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持有不同的看法。

  • 供给派相信市场是有效的,能将所有资源充分利用,因此经济运行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约束在于供给面(更多的要素投入和更高的技术水平)。政府的扩张性支出只会“挤出”民间支出,效果不大,因此政府应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
  • 需求派则认为,由于市场并非总是有效,需求可能长期不足,导致资源无法被充分利用,经济因此运行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的约束在于需求面。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性政策来创造需求,扮演“总需求管理者”的角色,从而改善经济状况。

中国当前关于宏观政策的争论,例如“调结构”(供给侧)与“稳增长”(需求侧)之争,其实不过是经济学这几百年争论的又一个注脚。只有理清了这段历史,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们在争论些什么。

第四章:古典经济学:供给创造自身需求

经济学的历史始于我们的祖师爷亚当·斯密。斯密和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被称为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普遍对市场的效率抱有一种信仰。

1. 亚当·斯密与“看不见的手”

在斯密的《国富论》中,他提出了两个核心思想:一是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二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斯密认为,在市场中,每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时,会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无意中促进了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他相信,这种自利行为驱动下的市场,不仅能形成一种和谐的图景,还能达到最高的效率。

这个观点的直接推论是:既然市场已经把一切都做得最好了,政府就不应过多干预,否则只会让经济从最优状态滑向次优状态。政府的角色应当仅限于“守夜人”。

2. 萨伊定律

古典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可以用**“萨伊定律”(Say’s Law)**来总结,其通俗表述是“供给创造自身需求”。这意味着普遍的需求不足是不可能发生的。

萨伊的逻辑是:

  1. 生产活动本身就表明了需求的产生,因为人们进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2. 生产过程会创造出收入,而这笔收入正好等于所生产产品的价值,从而提供了购买这些产品的购买力。
  3. 即使有人储蓄,灵活的利率也会确保储蓄被借出并转化为投资。

因此,根据这套逻辑,市场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可能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结论就是,经济的实际产出总是等于其潜在生产能力。

第五章:异见之声:马尔萨斯、马克思与有效需求

当然,并非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认同萨伊定律。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反对者是马尔萨斯和马克思,他们都敏锐地指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1.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

马尔萨斯最早提出了“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必然拥有购买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购买力,因为总产出等于总收入。但他接着说:“我很容易设想,它不拥有购买这些产品的愿望。”

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欲望”和“有效需求”。

  • **欲望(Wants)**是无限的。
  • **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是有限的。
  • 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 = 欲望 + 购买力

一个人的欲望可能是无限的,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购买力,这种欲望对经济毫无影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正是在于人们可能拥有购买力,但选择不将其花出去(即购买愿望不足)。

2. 马克思与收入分配

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解,并将其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萨伊定律的逻辑链条中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它默认了一个人的全部产出都等于他的收入。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工厂里创造的产出,大部分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工人得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就导致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 一方面,资本积累驱动生产能力无限扩张。
  • 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群体,其购买力在总产出中的占比相对下降。

生产的无限扩张与劳动者有效需求的相对萎缩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此有清晰的总结。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抓住了收入分配这个被许多其他经济学家所忽略的关键问题。

第六章:凯恩斯革命

古典经济学的信仰最终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面前彻底破产。当美国失业率高达25%时,任何关于“市场是有效的”的说辞都显得苍白无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1936年,他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的核心观点是:

  1. 古典理论只是一个特例:它所描述的市场有效状态,在现实世界中极少出现。将这种理论应用于现实,只会带来误导和灾难。
  2. 市场并非总是有效:凯恩斯认为,由于价格刚性(尤其是名义工资的向下粘性),市场无法像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样灵活调整。工人们关心名义工资,而不愿接受降薪,即使物价下跌使得其实际工资并未下降。
  3. 储蓄不一定等于投资:凯恩斯驳斥了“储蓄会自动转化为投资”的观点,认为储蓄增加很可能导致储蓄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失灵,所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必须介入,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进行需求管理。针对古典经济学家“长期来看市场会自我修复”的说法,凯恩斯给出了他那句名言:

“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我们永远生活在市场偏离有效状态的短期之中,等待市场自我修复是无用且不负责任的。

第七章:钟摆的回荡:两大综合范式的形成

凯恩斯的理论在二战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正如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每一种思想都会引发对它的反动。

1. 哈耶克的批评与第一次综合

凯恩斯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哈耶克对市场效率的信仰达到了极致,他甚至认为,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政府也不应干预,而应让市场通过“自发的疗愈”来修复。他警告说,政府的干预性刺激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为未来的危机埋下种子。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分歧,本质上是对市场自发调节能力的不同看法。

在这场争论与融合中,诞生了宏观经济学的第一个范式——“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

  • 核心思想:这是一种折中方案,它用凯恩斯的理论来“综合”古典经济学。它承认在短期内,由于价格粘性等因素,市场可能是无效的,需要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这部分是凯恩斯的)。但在长期,经济最终会回归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有效状态。
  • 代表模型:IS-LM 模型。
  • 世界观:经济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政府这位驾驶员来持续调控。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被割裂开来。

2. 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与第二次综合

到了1970年代,一个重大事件动摇了新古典综合的根基: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原本稳定的“低失业率对应高通胀”的关系,被“高失业率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所取代,这是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的。

在探究其原因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发现人的预期至关重要。人们的通胀预期会改变,从而打破原有的经济关系。这引发了宏观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

  • 核心思想:这次轮到古典经济学来“综合”凯恩斯的思想,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
  • 核心变化:引入了理性预期,强调了宏观经济分析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微观个体行为之上(即“微观基础”)。
  • 世界观:由于人是理性的,市场在本质上是有效的。但由于短期内存在一些摩擦(如价格粘性),经济会暂时偏离有效状态。这个短期不会太长,经济最终会收敛到有效状态。
  • 结论:有效是常态,无效是特例。 这实际上是对凯恩斯核心思想的一种“阉割”,因为在凯恩斯那里,无效才是常态。
  • 代表模型:新凯恩斯主义模型(New Keynesian Model),被各国央行广泛使用。

尽管“新新古典综合”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陌生,但它正是主导当今西方乃至中国对宏观经济认识的一整套世界观。它提供了一套框架,人们用它来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并提出政策建议。要理解当前的经济争论,就必须首先理解这一主导思想体系的本质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