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新古典综合的演进与微观基础

我们讲到新新古典综合,首先需要补充一点,它与新古典综合相比,虽然只多了一个“新”字,但在方法论上却有非常大的进步。新新古典综合代表了宏观分析的第二重境界,它打通了宏观与微观。

在新新古典综合的理论框架里,明确要求宏观模型必须具备微观基础。这意味着,我们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都应能从微观主体(如家庭、企业)的理性选择与最优化行为中推导出来。

虽然我们这学期的课程没有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但从整个授课的逻辑中,同学们应该能体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讲解金融、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等内容时,我们始终是从微观主体的行为出发,来推导宏观层面的现象。这正是方法论上的一大进展,它使得微观与宏观得以贯通。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自身的逻辑自洽性,还是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来看,新新古典综合相较于过去的新古典综合,确实是进步了。

第二章:科学革命的结构与“范式”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引申一个更宏大的话题——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宏观经济学的短暂历史中,我们已经见证了两次被称作“革命”的重大变革:一次是“凯恩斯革命”,另一次是“理性预期革命”。这两次革命彻底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那么,什么是“范式”呢?库恩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科学革命的核心就是范式的转换。我们从事科学研究,不可能每个人都从头开始“发明轮子”,而是必须首先接受一些学界共同认可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自己的研究。

库恩这样定义“常规科学”:它指的是牢固地建基于一个或多个过去的科学成就的研究。这些成就在一段时间里,为后续的研究者群体界定了该领域内合理的研究问题和方法。

为什么某些科学成就能够成为范式呢?库恩认为有两个原因:

  1. 成就足够空前:它能够吸引一批坚定的追随者,使他们放弃其他竞争性的研究模式。
  2. 成果足够开放:它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供后来的研究者群体去解决。

凡是具备这两个特征的成就,库恩便称之为“范式”。

以经济学为例,凯恩斯革命为何能改变整个经济学的范式?首先,凯恩斯提出的理论,在面对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时显得极为有效,因此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例如,著名的IS-LM模型并非凯恩斯本人提出,而是希克斯爵士(Sir John Hicks)在接受凯恩斯理论后,将其数学化的成果。又如,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虽然最终采纳的是美国的“怀特方案”而非英国的“凯恩斯方案”,但方案的设计者怀特本人是凯恩斯的忠实追随者,其方案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

其次,凯恩斯的理论框架足够开放,使得后来的学者(即便不像凯恩斯那样是天才)也能在他的框架内解决许多具体问题。例如,凯恩斯提出宏观经济调控的任务是标定清楚经济这部“机器”的结构和参数,这就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无数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和估算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这样,大家都在同一个框架下从事研究,一个范式就形成了。科学共同体的基础,正是共同的范式。研究者若想加入某个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主要途径就是学习并掌握其范式。这种对共同规则和标准的信守,是常规科学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共同体无法与所谓的“民间科学家”(民科)对话。民科或许很聪明,但他们没有掌握学界的范式,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范式中早已解决或阐明的内容。因此,真正的、能够深入展开的激烈讨论,必然发生在拥有巨大共识的学者之间。没有共识的激烈讨论,只会沦为争吵和谩骂。

第三章:范式的危机与转变

然而,范式并非永远稳固,它也可能遭遇危机,并由此引发科学革命。一个理论框架在与真实世界对照时,总会不断碰到不符之处。大部分不符之处,可以通过范式自身的修正和发展被消除或“消化”掉,这属于常规科学研究的范畴。

库恩曾说:“在使范式与自然相符的过程中总会存在困难……遇到任何反常都寻根究底的科学家,很少会做出有意义的工作。” 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你一碰到理论与现实不符,就想着推翻整个框架,另起炉灶,那么你往往会一事无成。科学的进步,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家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如何修正理论,以将那些“不符”之处容纳进来。

但有些“反常”现象,始终无法在范式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从而暴露了范式根本性的不足。库恩说:“当一个反常……显得不只是常规科学的又一个谜题时,朝着危机和非常规科学的转变就开始了。” 一个起初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最终可能颠覆整个体系。例如,牛顿力学体系一直无法精确解释水星的近日点进动问题,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完美地解释了它,并最终取代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

范式的危机为根本性的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素材。库恩描述道,新范式的雏形常常是“一下子出现的,有时是在午夜,出现在一个深陷危机的人心中”。这种朝向新范式的转变,就是科学革命。

革命之后,科学家的世界也为之一变。库恩说:“在革命的时期,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打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 范式的改变,使得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研究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里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变成了兔子。”

在选择竞争性的范式时,库恩认为这“就像在相互竞争的政治制度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不存在比共同体自身的认同更高的标准。简单来说,哪个范式的追随者多、力量大,哪个范式就可能成为主导。这让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批评库恩的理论是“非理性的暴民心理学”。

第四章:新新古典综合的世界观及其在中国应用的问题

新古典综合与新新古典综合,正是宏观经济学两次范式革命的产物。那么,作为当前主流范式的新新古典综合,它提供了一套怎样的世界观呢?

其核心结论可以总结为:它复兴了古典经济学对市场效率的信仰,但又在其中“掺了一些沙子”。它相信,市场不会长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在长期会运行在有效率的状态,但在短期内会因为一些摩擦性因素(如价格粘性)而暂时偏离,而这个“短期”通常指几个季度。

我们可以用一张图来描绘这个世界观:

  • 存在一条看不见的潜在产出水平(虚线),代表经济的生产能力。
  • 我们能观测到的实际产出GDP(实线),围绕着这条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

因为市场是有效率的,即使短期偏离(经济过冷或过热),市场的力量也会很快将其拉回。宏观政策(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就是在经济偏离时,加速其向潜在产出水平的收敛。例如,经济过冷时,用扩张性政策刺激需求;经济过热时,用紧缩性政策给经济降温。

但一旦经济回到潜在产出水平,宏观政策就应退出。因为长期增长趋势是由生产能力(劳动、资本、技术)决定的,而这些供给面因素并非需求管理政策所能影响。

现在,如果我们用这套范式来审视中国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经济状况,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过去十几年,中国GDP增速从超过10%下滑至不足5%。如果你接受新新古典综合的范式,你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这一长期的增长减速,是由于潜在产出水平的增速放缓所导致的。

为什么?因为该范式的一个核心假设是:你观测到的GDP(实线)不可能长期偏离你看不到的潜在产出(虚线)。既然GDP增速已经持续下滑了十几年,那必然是它所围绕的那个“中心”——潜在产出水平——本身在下行。

这个结论的推演逻辑是:

  1. 政策含义:既然增长减速是潜在产出(供给面)出了问题,那么需求管理政策就是无效的。
  2. 原因追溯:潜在产出下降,一定是劳动、资本、技术这三个供给面因素出了问题。于是,“人口红利消失”、“技术进步停滞(TFP下降)”等解释便应运而生。
  3. 政策建议:因此,不应该搞需求刺激,而应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调结构、促创新。所谓“调结构重于稳增长,供给侧重于需求侧”的观点便源于此。

很多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一方面说明他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掌握得不错,能够将理论与数据结合;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学得不够好,因为他们只学到了范式本身,却没有审视这套范式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并盲目地将其应用到了与前提不符的中国经济之上。

第五章:跳出范式:从最根本的问题出发

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尤其是在上半学期,核心结论是什么?是中国由于社会分配等原因,存在长期性的消费不足和需求不足。这个结论与新新古典综合范式的核心前提(市场长期有效,不存在长期需求不足)是根本不契合的。

所以,目前你能在文献库(如知网)里搜到的绝大多数分析中国潜在产出水平的文章,在我看来,可能都是错的。因为只要你接受了“实际产出围绕潜在产出波动”这个隐含的、未经验证的假设,你用任何方法去估算,结果都必然是错的。

因此,理解中国经济,我们必须跳出这个范式。当范式失灵时,我们应该怎么办?答案是:忘记范式,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能问出的最根本的问题开始问起。

我们要问的根本问题是:

  1. 经济为什么要发展?
  2.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决定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不同的发展目标,决定了不同的发展动力。

  •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强大的国防和独立的重工业体系,以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这是源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教训。在这一目标下,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来自政府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意志力和执行力。我们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成就有限,但在达成国家独立自强这个目标上是极为成功的——仅用15年,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造出了“两弹一星”。
  • 改革开放后:目标转变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六章: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长期需求不足的根源

如果以提升消费者福利为目标,经济发展就需要三个动力(或必要条件):

  1. 人的欲望的扩张:这是需求的前提。我们暂时假设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需要警惕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前车之鉴。
  2. 生产能力的扩张:满足欲望需要生产。生产能力的扩张依赖于劳动、资本和技术。
  3. 有效需求的扩张:将生产能力与人的欲望有效结合起来。

关键就在第三点。完全有可能,由于收入分配的严重问题,导致“有欲望的人没钱,有钱的人没欲望”,使得空有生产能力而无法发挥,经济长期陷入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

这正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我们在上半学期详细分析过,由于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在所有权上的割裂(大量国企和股权高度集中的民企存在),企业利润无法顺畅地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居民作为消费者,缺乏对企业收入分配的话语权。结果就是,即便企业投资回报率已经很低,从消费者角度看早该停止投资、将利润分红,但这个机制无法实现。

因此,中国长期存在消费不足,这并非是消费数据被低估的问题。探讨消费是否“不足”,关键是要有一个比较的标尺,即“理想的消费水平是多少”。这个理想水平是由经济发展的目标(人民福利最大化)决定的。我们得出消费不足的结论,不是因为我们算出了一个精确的理想比率,而是因为我们缺乏一套能够让消费达到理想水平的市场化机制。

消费不足,加上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的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共同造成了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这是理解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

第七章:应对需求不足的三策与宏观经济的特殊逻辑

既然问题是需求不足,那么解决方案无非两种:在需求面做加法,或在供给面做减法。由此推演出“上、中、下”三策:

  • 上策: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从根源上化解需求不足。例如我提出的“全民国企持股计划”,就是试图将资本的回报真正导向普通劳动者,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 中策:不调整分配结构,通过政府持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强行刺激需求,稳住经济。
  • 下策:在需求面无所作为,只能在供给面做痛苦的减法,即“去产能”,任由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在需求不足时,若在供给面也做“加法”(如继续扩大投资),只会加剧失衡,这根本不是对策。

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下,宏观经济运行遵循一套特殊的逻辑,这套逻辑常常与我们的微观直觉相悖。凯恩斯所说的“乘数效应”此时开始发挥作用:政府多花一块钱,会变成某个人的收入;这个人会把这笔钱再花出去,变成更多人的收入。因此,一块钱的政府支出,可能带来几块钱的民间需求扩张。需求,仿佛可以被凭空创造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懂宏观经济。我们生活在宏观经济中,但我们的经验始终是微观的。当宏观逻辑与微观经验一致时(如扩张产能需要增加投入),我们尚能理解。但当两者不一致时(如需求管理),我们的直觉就会失灵。

克鲁格曼曾指出,一个企业无论多大,它的产品主要卖给企业之外的人;而一个经济体无论多小,它的产出主要卖给经济体之内的人。这就导致了宏观层面存在微观层面所不具备的复杂反馈效应。例如:

  • 微观层面:企业面临需求下滑,正确的反应是“降本增效”,紧缩开支,否则无法度过寒冬。
  • 宏观层面:如果整个经济体都紧缩开支,一个部门的支出减少,就意味着另一个部门的收入减少,这将导致需求进一步螺旋式下滑。因此,在总需求不足时,政府的正确应对恰恰是扩张支出,因为政府的支出会变成民间的收入,从而稳住总需求,甚至最终改善政府自身的财政收入。

第八章:“寡妇之坛”:中国经济的实证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用《圣经》里“寡妇之坛”的故事做过一个惊人的比喻:在需求不足的经济体中,企业家的财富就像寡妇坛子里永远倒不完的面粉和油一样,无论怎么花,都不会枯竭。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在新新古典综合范式下是无法理解的。

然而,我们可以为中国找到一个现实版的“寡妇之坛”。我们来看各国投资与经常账户的关系图:

  • 横轴:投资占GDP比重
  • 纵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

国民收入恒等式告诉我们:储蓄 = 投资 + 经常账户盈余。对于给定的储蓄水平,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应该是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如欧盟、东盟国家)的数据都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

但中国的数据却是正相关的。这意味着,我们国内投资用掉的储蓄越多,我们借给国外的储蓄(经常账户盈余)反而也越多。这不就是“储蓄越用越多,越不用越少”吗?这正是中国的“寡妇之坛”。原因就在于,中国长期处于需求不足状态,需求是可以被创造的。你越是创造需求(如投资),经济越好,产生的总收入和总储蓄反而越多。

第九章:后凯恩斯主义与乒乓球模型

描述这种需求不足经济状况的理论,属于非主流的“后凯恩斯主义”(Post-Keynesianism)经济学。这派学者认为,新新古典综合是对凯恩斯思想的“阉割”,丢掉了其最核心的洞见——市场非有效是常态,而有效才是特例。

后凯恩斯主义的核心逻辑是,经济中存在着需求面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使经济有朝向过冷或过热两个极端收敛的倾向。这个机制的核心来自投资:

  • 投资增加 → 投资品行业需求上升、利润改善 → 投资意愿更强 → 进一步增加投资 → 经济走向过热,直到供给能力耗尽。
  • 投资减少 → 投资品行业需求萎缩、利润恶化 → 投资意愿更弱 → 进一步减少投资 → 经济走向长期通缩和萧条。

这解释了为什么“去产能”是个糟糕的对策。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你去掉1亿吨钢铁产能的过程中,会关停钢厂、解雇工人,这会进一步摧毁有效需求,导致新一轮的供需失衡,形成恶性循环。1998-2002年的五年通缩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宋国青老师提出的“乒乓球模型”是对中国经济非常贴切的描述。中国经济不像新新古典综合所说的那样,会自动回归一个稳定的趋势线(阻尼振荡)。它更像一个乒乓球,有自发向两个极端(过热、过冷)飞去的冲动,必须依靠宏观调控这个“球拍”不断地“向上打一下、向下打一下”,才能让它不至于出界。这意味着,宏观调控必须是长期的。

第十章:结论: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与思想者的境界

我们花这么长时间讨论,是想总结:我们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中,更生活在一种世界观中。 你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看待世界,世界就向你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

新新古典综合就是一套看待宏观经济的世界观。它像一副有色的眼镜,能帮我们看清一些东西,但也会过滤掉很多其他东西,让我们误以为世界就是它所呈现的样子。我们必须认识到,它虽然精巧,但绝非终极真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运用理论呢?

  1. 从问题出发,而非从理论出发。 让现实中那些让你“茶不思、饭不想”的真问题,牵引你的思考,冲破理论和学科的局限。
  2. 批判性地学习理论。 所谓“批判”,核心就是搞清楚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应用边界。不了解前提,就没有真正掌握理论。
  3.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把理论带入实践去检验,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反过来修正和改进理论。

思想工作者有三个境界:

  • 下等:手里拿着一把榔头,看什么都像钉子。这是教条主义者。
  • 中等:有一个工具箱,知道什么问题该用什么工具。
  • 上等:当所有旧工具都失灵时,能自己创造一个新工具。

希望这节课结束后,大家能记住一点:对任何理论的学习,都要有批判性。搞清它的前提,弄清它的边界,并将其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仔细比对。

最后,我想用吴天明教授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正像任何一个事物有其历史前提和界限一样,任何一种知性科学的理论或观点,无论多么先进,都必然有其理论前提和界限。只有当我们真正把握它们的前提与界限,并将其同社会生活本身的前提与界限形成对照时,才能对这些理论或观点加以批判性的运用。哲学的时代使命就在于倡导批判性的思想,就在这种批判性的思想中,生活的本质内容才可能被触及,社会现实才可能被揭示。”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