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经济现象背后的思想溯源

任何经济现象,若追溯其最深层次的根源,最终都会归结为特定人群头脑中的某些思想。此前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展示了,需求面的变化如何可能在增长计量的数量分析方法下,被误读为技术水平的变化。由此我们引申出一个观点:理解世界,需要一套与这个世界相符的理论。关键在于,必须搞清楚理论的前提和适用范围,才能判断你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否适用于该理论。

我们探讨了当今西方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即“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它是一套什么样的世界观,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与中国现实存在多大差别,从而如何对中国经济现实产生误读。你会发现,当前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的政策,例如“去杠杆”、放任经济下滑等,其思想根源都来自于这一世界观。这正如凯恩斯所言:统治世界的只是思想。

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这条“经济现象的思想溯源”之路,将重点聚焦在财政政策上。上一期我们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大量讨论,而财政政策只花了半讲时间简要带过。这并非因为财政政策不重要,而是因为它极其复杂,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因此,今天我们将重点讲解财政政策,并进一步探讨如何运用我提出的“六层思维框架”去理解当前关于中国经济的各种思潮。

第一章:财政政策的两大核心理论

我们首先来探讨财政政策中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乘数效应”与“李嘉图等价”。

1.1 宏观思维:国家不是公司的放大版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个核心观点:理解宏观经济需要具备宏观思维。宏观并非微观的简单加总,它时常会产生一些与微观经济现象截然不同,甚至与微观直觉和常识相悖的现象。

本期课程开始时我们引用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一句话:“国家并不是公司。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只会把一小部分的产品卖给自己的员工;而即使是极小的国家,其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也主要是卖给国内的。”

这句话的核心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如企业)总是身处于一个其无法控制的、被动接受的大环境中。因此,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我们通常采用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的视角,即某些因果链条在到达我们被动接受的外部环境时就中止了。例如,一个企业固然是宏观经济环境的接受者,经济的好坏会影响其产品的销售和营收。但反过来,企业的支出也会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只是因为单个企业相对于宏观经济体量太过于微小,以至于其影响可以被忽略。

如果一个企业发现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下降,它正确的应对方式绝不是扩张开支。没有企业家会在产品销路不畅时,大幅给员工加薪。因为即便员工因此变得富有、购买力增强,他们也仅仅是企业产品客群中极小的一部分。给员工加薪的行为,并不会显著改变市场对其产品需求不足的现实。这并非说企业的行为完全不影响宏观需求,而是说这种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宏观经济的分析则不同。所谓的宏观思维,其本质上是一种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的思维。你必须考虑到一个行为产生的效果,以及这个效果可能引发的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效果,甚至这些后续效果会反过来影响到行为主体本身。

因此,当一个宏观经济体陷入总需求不足的困境时,政府就不能像企业一样紧缩开支。因为政府的开支是民间的收入。此时,政府应当扩大开支。政府扩大开支会使民间收入增加,而民间收入的增加又会反过来促进民间的支出,最终当经济好转时,政府的税收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这正是克鲁格曼所强调的国家与微观企业的不同之处。在分析宏观经济时,我们必须将那些在商业生活或微观分析中看似无关紧要的反馈效应(feedback effect)考虑进来。

1.2 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财政支出的连锁反应

现在我们回到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这个概念正是站在宏观经济的一般均衡思维角度,来思考财政支出的影响。对一个国家而言,财政的支出就是民间的收入。因此,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都会带来民间收入与支出的增加。

这里的关键在于,政府多花一块钱,社会总需求的扩张并不仅限于一块钱,这便是“乘数”概念的由来。

  • 财政支出乘数(Fiscal Multiplier):指的是全社会总有效需求的变化量与引发该变化的财政支出变化量之间的比例。假设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集了一块钱(注意,这笔钱不是来自增税,因为增税会减少民间同等的保有收入),并将这一块钱花出去。这笔支出会成为民间的收入,比如让一些失业的工人获得工作和收入。这些工人拿到收入后,会将其再次消费出去,从而让更多的人获得工作和收入。如此循环,政府最初多花的一块钱,带动了民间多轮的收入和支出增加,其总额很可能远超一块钱。因此,财政支出乘数很可能大于1。

  • 税收乘数(Tax Multiplier):指的是全社会总需求的变化量与引发该变化的政府税收变化量之间的比例。假设政府的支出规模不变,但通过发债来弥补减税带来的收入缺口。例如,政府决定减税一块钱,并将这一块钱留在民间。民间因此多了一块钱的可支配收入,这笔钱被消费出去后,同样会引发一轮又一轮的收入和支出增长。虽然政府支出未变,但整个经济的总需求却因减税而增加了。因此,税收乘数是大于零的。

乘数效应最早由凯恩斯之前的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但由凯恩斯发扬光大并广为人知。这一效应意味着财政政策可以非常有效地进行需求管理:

  • 在经济需求疲弱时,财政应增加支出、实施减税,以创造需求。
  • 在经济过热时,财政应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抑制需求。

因此,财政政策应当是**逆周期(Counter-cyclical)**的。如果财政顺周期行事(即经济差时减少支出,经济好时增加支出),它反而会成为经济波动的放大器。财政部门不能像企业一样“以收定支”,而必须承担起逆周期调节的宏观责任。

乘数效应提示我们,财政支出的效果除了直接效果(如修建一条不赚钱的公路),还包含间接的社会效应(如创造就业和总需求)。因此,财政部门不能只算自己的“小账”,把自己当成一个只管钱袋子的“土财主”,而要算整个社会的“大账”,着眼于稳定经济的宏观作用。

1.3 李嘉图等价(Ricardian Equivalence):理性预期下的财政中性

然而,在财政领域,存在另一个同样著名的理论——“李嘉图等价”,它由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著作中提出。该理论认为:政府无论是用税收还是用债务来为支出融资,其效果是等价的。

我们从政府的跨期预算平衡(Intertemporal Budget Constraint)框架来理解这个观点。一个政府不必在每个时期都实现预算平衡,但为了保证其债务最终不违约,其从现在到未来的所有支出贴现值之和,必须等于所有收入(主要是税收,铸币税在此框架下视为外生给定)贴现值之和。

基于这个框架,我们来分析财政政策的效果:

  • 发债减税:假设政府在当前减税一块钱,而支出计划不变。这意味着当期财政赤字增加,政府需要多发一块钱的国债来融资。理性的居民会预期到,为了在未来偿还这一块钱国债的本息,政府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必然会增加税收。因此,虽然居民当期因为减税而多了一块钱收入,但他会选择将这一块钱完全储蓄起来,以应对未来必然到来的增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减税行为没有转化为任何额外的民间支出,对全社会总有效需求的带动作用为零。税收乘数为0。

  • 发债增加支出:假设政府通过发债增加当期支出一块钱。同样,在总收入路径不变的前提下,今天的支出增加意味着未来的支出必须相应减少,以维持跨期预算平衡。理性的居民会预期到,尽管当前他的收入因为政府支出扩张而增加了一块钱,但他未来的收入会因为政府支出的收缩而减少。为了平滑其一生的消费,他会把今天多挣的这一块钱完全储蓄起来,以备未来收入减少之用。因此,政府多花的这一块钱进入实体经济后,并没有像乘数效应所描述的那样引发后续的支出连锁反应,它被完全储蓄了起来。最终,总需求的扩张仅限于政府自己花掉的那一块钱。财政支出乘数为1。

1.4 理论的冲突与挤出效应

至此,我们看到了关于财政政策效果的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

  1. 乘数效应:财政乘数大于1,税收乘数大于0。财政政策能有效刺激总需求。
  2. 李嘉图等价:财政乘数等于1,税收乘数等于0。财政政策对民间需求没有刺激作用。

此外,我们还可以引出第三种逻辑——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这种观点比李嘉图等价更进一步。它假设,当经济中的资源(如产品、劳动力)已经被充分利用时,政府增加一块钱的支出去购买产品,必然意味着民间部门必须相应地减少一块钱的购买。政府的需求“挤出”了民间需求,最终导致总需求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乘数甚至为0。

那么,面对这三种相互矛盾的理论(财政乘数 > 1,= 1,= 0),我们应该如何选择?作为政策制定者或建议者,应该持有哪种立场?

第二章:破窗理论的启示:理论的适用前提

为了解决上述理论冲突,我们可以借助一个著名的故事——“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 Fallacy)来获得启示。

假设我们正坐在一间温暖舒适的教室里,突然有人拿砖头砸碎了一扇窗户,寒风灌了进来。我们如何从经济层面评价这件事?

  • 微观视角:从教室内人员的感受来看,窗户被砸坏无疑是一件坏事。我们失去了庇护,感到寒冷,福利水平下降。这一点没有争议。
  • 宏观视角:站在整个经济的角度,结论则不一定。砸碎窗户除了造成直接的损失,还会引发其他宏观层面的效果。而这个宏观效果的好坏,取决于经济所处的整体状况。

情境一:经济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有效需求不足) 假设经济中有许多窗户修理工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这时,窗户被砸坏了,就为这些失业的工人创造了工作机会。他们从修理窗户中挣得收入,然后会将这笔钱消费出去(购买食品、衣服等),这又会为其他行业的失业者创造就业和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砸碎一扇窗户的行为在宏观层面创造了增量的有效需求,并可能发挥乘数效应,最终带动的总需求可能远不止一扇窗户的价值。

情境二: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有效需求充足) 假设经济中所有想工作的窗户修理工都已经工作饱和。这时,窗户被砸破,学校急需修理。为了修好这扇窗户,必须从其他工地上临时抽调一名工人。虽然这名工人完成了北大的维修任务并挣得了报酬,但他原本正在进行的其他工作就被迫中断了,那个地方的有效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经济的总有效需求并没有增加,只是需求在不同项目之间发生了转移。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仅仅是社会净损失了一扇好窗户。

结论:前提决定一切

破窗理论的分析告诉我们:

  1. 微观与宏观视角不矛盾:无论宏观效果如何,从微观层面看,砸坏一扇正在使用的窗户始终是一件坏事。
  2. 宏观评价取决于经济状态:要全面评价“砸窗户”这件事,必须综合考虑其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而宏观效应是好是坏,关键取决于经济是否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这个道理完全可以运用到对财政政策的分析上。前面看似矛盾的三个理论(乘数效应、李嘉图等价、挤出效应),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它们各自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拥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 当经济存在大量失业、有效需求不足时,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此时,财政支出不会挤出民间支出,反而能启动闲置资源,发挥乘数效应(财政乘数 > 1)。同时,由于许多居民面临流动性约束(急需用钱,甚至食不果腹),他们不会为遥远的未来储蓄,李嘉图等价的前提不成立。
  • 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有效需求充足时,资源已被充分利用。此时,政府增加支出必然会占用本应用于民间的资源,产生挤出效应(财政乘数趋向于0)。同时,居民没有流动性约束,能够进行理性的跨期优化,李嘉图等价的逻辑成立(财政乘数趋向于1,税收乘数为0)。

因此,我们绝不能用名词来替代分析。看到一个经济学名词,重要的是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并用朴实的语言将道理讲清楚。

第三章:凯恩斯的“挖坑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理解了理论的前提条件后,我们再来看凯恩斯提出的一个看似荒唐的建议——“挖坑理论”。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财政部可以用旧瓶装满钞票,然后把旧瓶在适宜的深度埋于废弃不用的煤矿中,再用城市垃圾把煤矿塞满,然后把产钞区域的开采权租给私人,让私人企业把钞票再挖出来。如果能够这样办,失业问题就没有了,而且影响所及,社会的实际所得与资本财富大概要比现在大许多……当然,大兴土木要比这合理些。但如果有政治上或实际上的困难,使政府不能从事于此,则以上所提对策也聊胜于无。”

从这段原话中,我们可以读出两点至关重要的信息:

  1. “挖坑”的本质是流动性投放:凯恩斯的提议,本质上是绕过复杂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直接向实体经济投放流动性(类似于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让那些挖到瓶子的人直接获得购买力。这与政府直接雇人挖坑填坑在创造需求的效果上是等价的。

  2. “挖坑”是次优选择,反映了思想的束缚:凯恩斯明确指出“大兴土木要比这合理些”。他知道修建基础设施比单纯挖坑填坑更有意义。那他为何还要提出如此荒谬的建议呢?因为他预见到,在当时,更有意义的“大兴土木”项目反而可能遭遇更大的政治和思想阻力。

这种阻力来自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古典经济学思想。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总是运行在资源被充分利用的有效状态,因此,任何投资都必须遵循回报率原则,将资源配置到回报率最高的地方。修建一座没有车流的桥梁,在他们看来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扭曲,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雇人挖坑填坑”这件事,由于其本身是如此的荒谬,以至于没有人会用传统的投资回报率标准去衡量它。当你进行一项看似符合经济常理的活动(如修桥修路)时,人们会本能地用他们脑中固有的经济逻辑(古典经济学逻辑)来评判,从而加以反对。但当你提出一个完全不符合经济常识的建议时,反而可能绕开这种思想上的障碍。人们会认识到,这件事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投资回报,而仅仅是为了解决失业、让人们有饭吃。

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无论是修桥还是挖坑,其核心价值都在于创造总需求的“社会效应”。凯恩斯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今天在中国讨论基础设施建设时遇到的质疑是类似的——当有人指责“高速公路没有车跑是浪费资源”时,他们可能正是陷入了只看直接回报、忽视社会效益的“古典”思维模式中。

第四章:重新审视政府债务问题

凯恩斯的建议,无论是挖坑还是大兴土木,都必然引向一个核心问题:钱从哪里来?如果不靠印钞,就要靠发行政府债务。这自然会引发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中国的非金融部门总债务占GDP比重已上升至约280%,远超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许多人因此担忧,如果政府继续借债搞支出,即便短期能拉动经济,也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会导致债务危机和国家崩溃。

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次运用宏观思维,明确政府债务与企业(或个人)债务的根本区别。

4.1 政府与企业的债务逻辑不同

对于个人或企业而言,其债务的约束在于现金流。在未来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其现金流都必须足以覆盖债务的本息支出,否则就会违约破产。在这个分析中,现金流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外生给定的,因为它受到个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巨大影响。

但政府的逻辑完全不同。政府的现金流(主要是税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它受到政府自身支出行为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时,政府的财政开支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经济增长,从而反过来增加自身的税收收入。这时,可能会出现“越花钱,越有钱”的现象。

反之,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若效仿企业“降杠杆”、削减开支,反而会加剧需求不足,打击经济活动,导致自身现金流恶化,债务问题更加严重。2024年初中国部分省份推行的“化债”方案及其带来的经济困境,正是一个现实的例子。

4.2 国家债务的真正约束

一个主权国家的债务约束,并不在于其债务规模或债务占GDP的比重,而在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具体来说,发债行为是否会“把经济搞崩”,取决于它是否导致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1. 失控的通货膨胀:如果政府发债推升的总需求持续、显著地超过了国家的总供给能力,就会引发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且这种通胀会不断加速(如从2%到4%,再到8%,20%……),最终动摇经济稳定。
  2. 国际收支危机:如果国内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政府又不希望看到高通胀,就只能通过大量进口来弥补供需缺口。这会导致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的累积。外债需要用国际硬通货(如美元)偿还,一旦累积到无法偿还的程度,就会爆发国际收支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因此,一个国家债务的真正约束,归根结底是总需求不能超过总供给。

只要一个国家像中国当前这样,既没有高通胀,又保持着经常账户顺差,就表明其总需求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内部债务(内债)规模有多大,其实并不重要。日本的国债占GDP比重超过250%,但由于其长期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并未爆发债务危机。

不应简单地进行跨国比较,看到债务率高就断言危机的到来。例如,欧债危机的本质是国际收支危机,而非单纯的国债规模危机。西班牙、爱尔兰在危机爆发前,其国债占GDP比重甚至低于德国,但它们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才是危机的根源。

4.3 内债为何不构成核心约束?

通俗地讲,“内债不是债”这句话,虽不严谨,但对身处有效需求不足环境下的政府而言,却有其深刻道理。为什么政府可以欠下巨额内债而安然无恙?

有效需求不足,本质上是收入分配问题,导致有购买力的经济主体(主要是储蓄倾向高的企业和政府部门)缺乏足够的支出意愿。这使得大量购买力沉淀下来,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形成了“过剩储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发行内债,其过程是:从那些持有过剩储蓄、有购买力但花不出去的经济主体手中,把这些沉淀的资金借过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将其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

这对于借贷双方而言,如同“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持有过剩储蓄的主体乐于将闲置资金借出,而政府则需要资金来创造需求。

那么,什么时候这个过程会中断呢?只有当那些债权人(储蓄者)不再愿意把钱借给政府,而是想自己把钱花掉的时候。而当所有人都想把钱花掉时,购买力沉淀的问题就消失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到那时,政府自然也就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借债来创造需求了。

因此,只要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持续存在,政府的内债就可以持续滚动下去,其规模本身不构成核心的债务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