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理解中国经济的六层思维框架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学期最后一讲的内容:讲好中国的故事。今天我们将探讨两方面内容:第一,是上节课未来得及讲授的,用以理解中国经济的“六层思维”;第二,是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

实际上,如果你关注当前的财经媒体,会发现有关中国经济的看法非常多,且许多观点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你经常会看到,就同一个问题,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似乎令人感到混乱。然而,我们今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帮助大家在各种关于中国经济的观点中理出一个头绪。为此,我将介绍一个几年前建立的,名为“六层思维”的分析框架。之所以称之为六层,是因为从第一层到第六层,代表了对问题认识的深度与高度在不断提升。

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看法,都可以在这个六层框架中各安其位。通过这个框架,你将能够对各类观点有一个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并将它们定位到恰当的位置上。


第一层思维:唯GDP论——发展是硬道理

我们从最基础的第一层思维开始讲起,这是一种非常符合直觉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为什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我想,对GDP的追求在其中功不可没。因此,我将这第一层思维称为“唯GDP论”。

“唯GDP论”反映的核心思想便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巡时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众所周知,1992年的南巡讲话掀起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又一波高潮。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的重要性体现在两点:

  1. 明确了工作的方向。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工作方向较为多元,国内的阶级斗争是重要目标之一,建设强大国防、实现民族独立自强也是目标。目标众多,时而会产生冲突。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核心工作方向。
  2. 明确了发展的地位。 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问题。但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大家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停止发展,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两点结合起来,使得大家能够一门心思搞发展,最终的经济发展效果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发展”的概念相对抽象,在实践中,“发展是硬道理”最终落脚到了GDP上,形成了一种“唯GDP论”——只要把GDP搞上去就好。例如,大家熟悉的影视人物“达康书记”,他虽然有各种问题,但大家普遍认为他总体上是个好干部,核心原因就是他把GDP搞上去了。GDP指标简单、明晰、容易贯彻。

我们曾专门分析过GDP这个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数量指标,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结果的质量评价。它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与国民福利相关的最佳经济统计指标。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提升人民群众的福利,但福利本身是一种心理感受,无法直接测量。经过层层推导,我们发现GDP是与福利相关性最强的统计指标。

此外,周黎安教授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题为《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其中提出了“GDP竞赛”的概念。周教授指出,如果说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作用巨大,那么这种作用的制度基础就是“晋升锦标赛”。这意味着,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与其辖区内GDP的增长速度直接挂钩。增长更快的官员,晋升机会就更大。这种机制促使所有官员一门心思搞GDP、搞发展,从而有效避免了“杀鸡取卵”、“关门打狗”等掠夺性行为。大家都明白,把GDP搞起来,才是获取政绩的最主要方式。这使得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扶助之手”(Helping Hand),而非像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扮演“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总是想着从经济中攫取好处,甚至不惜牺牲长期发展。这正是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因此,尽管“唯GDP论”这种思维方式很简单,但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可以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人均GDP真实水平。从1952年到1977年的25年间,我国人均GDP增长到原来的2.6倍。而从1978年往后看25年,到2003年,扣除价格因素后的人均GDP是1978年的7.3倍。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5年,去年(2023年)我国人均GDP已经是1978年初期的32倍。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得益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专注,而“唯GDP论”这种思维功不可没。


第二层思维:天真的市场派——对唯GDP论的否定

事物的发展总是辩证的。当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的对立面就会显现。对“唯GDP论”的否定,在当前对经济政策影响较大,我称之为“天真的市场派”。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前两讲提过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即所谓“新古典综合”的世界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目标,“市场化”是主要手段,二者相辅相成,配合得很好。通过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我们解放了生产力。然而,次贷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外需走弱,从90年代下半叶开始就存在的内需不足问题重新凸显。

面对内需不足,治本之策(上策)是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但这项工作难度大,见效慢。因此,在短期内要稳定经济增长,消费提不上去,就只能依靠投资,而投资又主要依赖于我们讲过的地产和基建这两大板块。地产和基建投资与制造业投资不同,制造业投资在投下去时是需求,但很快会形成新的产能,若持续依赖制造业投资拉动需求,会加剧产能过剩。因此,需要依靠那些不会那么直接转化为产能、同时又能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基建与地产投资来稳定增长。

在这个大背景下,通过政策推动地产和基建投资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这样做必然带来投资效率的下降,引发关于“过剩投资”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在“走老路”,而这种“走老路”的做法延缓了市场化的推进。逻辑很简单:在内需不足的经济体中搞地产基建,完全依靠市场是行不通的。因为市场本身会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而发出“不要投”的信号。但如果不投,收入又无法有效转移到居民部门,经济就会陷入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来推动地产基建以稳定增长。

结果便是,越是搞地产基建,市场化似乎越受到负面影响,稳增长与市场化之间逐渐出现了矛盾。你要稳增长,就要搞基建地产,走“老路”;而“老路”又被许多人视为延缓甚至阻碍了市场化。于是,很多人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出在市场化程度不够。他们尤其批评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搞基建,认为这存在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对市场造成了巨大干扰。

因此,不少人主张通过“市场出清”来调整经济结构。他们认为不应该再稳增长,甚至视稳增长为市场化推进的障碍。在这类“天真的市场派”人士看来,只要彻底放开市场,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市场放开过程中出现的阵痛,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等经济掉下去,市场正好完成出清,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这类观点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经济实体性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他们天真地认为,我国消费偏低是因为投资过度挤出了消费。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消费偏低,才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来稳定增长。他们没有搞清楚这个因果关系。因此,他们会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不走“中策”(刺激投资稳增长),经济就会自动走向“上策”(消费引领的新路),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不走中策,就会滑向下策——非常痛苦的去产能、大规模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和长期通货紧缩,就像我们在1998年到2002年曾经经历过的那样。

近年来,这种观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第二层的“天真的市场派”认为增长不再重要,甚至将增长视为市场化的对立面。本来清晰的目标(增长)和手段(市场化),其关系被颠倒了:市场化变成了目标,而增长可以为其牺牲。这种思维方式,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唯GDP论”的一种否定。近年来社会上对GDP的负面看法越来越多,认为它导致了错误的官员导向,这些观点的背后就是这派思想。然而,这派思想的问题就在于其“天真”,这个词在这里是贬义的。


第三层思维:现实主义——对天真市场派的否定

对“天真的市场派”的一种否定,我称之为“现实主义”。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是我们之前未曾讲过的“次优理论”(Second Best Theory)。该理论由经济学家利普西(Lipsey)和兰卡斯特(Lancaster)在1956年提出。

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非常简单:

  1. 市场经济达到最优状态(First Best),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来保证。
  2. 当这些前提条件不能同时具备时,并非实现的前提条件越多,结果就越好。
  3. 在这种情况下,寻求约束下的最优解,即“次优”(Second Best),往往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举一个例子来帮助理解。假设有一种怪病,得病后身体极其不舒服。治疗这个怪病有一个最优的药方(First Best),需要五味药材。只要找齐这五味药,按方配好服下,立刻药到病除。这五味药分别是:蜈蚣、毒蛇、蟾蜍、毒蝎,以及第五味药——天山雪莲。天山雪莲的作用是镇住前四味毒物的毒性,并将其转化为药性。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找不到天山雪莲,只找到了前四味药,那么次优选择(Second Best)是不是把这四种毒物吃下去,总比什么都不吃要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天山雪莲,别说吃四种,吃一种毒物你就性命不保了。在这种情况下,次优选择可能是彻底放弃这个药方,去寻找别的治疗方式。这就是次优理论的精髓。

次优理论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条截然不同思路的理论基础。我们都知道,苏东国家采取了“休克疗法”,而中国则选择了“渐进式改革”。

  • 休克疗法 的理论基础正是次优理论。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既然市场经济的最优状态需要所有条件同时满足,那么从计划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步到位”。他们用“切狗尾巴”来比喻:不能一节一节地切,那样会让狗疼死,必须从根部一刀切掉。因此,他们主张在一夜之间把实现市场经济最优所需的所有必要条件全部构建起来。
  • 渐进式改革 的支持者,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Kornai),则认为市场经济最优所需的前提条件,不可能一次性全部构建出来。你可以一夜之间修改所有法规,但人的行为模式、社会诚信、契约精神等,都需要时间潜移默化地形成。因此,市场经济的“最优”不可能一步达到,只能在从一个次优到另一个次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改革。

林毅夫老师也提出,在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是关键,但如果国企承担着诸如维持就业稳定等政策性负担,就必须先花时间剥离这些负担,否则改革无法成功。

这些观点都告诉我们,现实中的障碍很多,不是一夜之间能改变的,只能慢慢来。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远比苏东的休克疗法成功。

对中国而言,实现所谓市场经济最优的最大障碍在于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过,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的内核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但隐蔽的假设,即“萨伊定律”。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是储蓄市场能通过价格(利率)出清。但在中国,由于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割裂,储蓄市场很难出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从根本上调节收入分配结构,而只是简单地放开市场,希望所有问题自动解决,那是不现实的。

因此,对中国来说,在我们从根本上消除消费不足、内需不足的问题之前,在我们未能对收入分配结构进行实质性改革之前,“走老路”(即走中策),是约束下的最优选择(Second Best)。走到这一步你会发现,走老路的目标是为了稳定经济,那么GDP自然是重要的。

所以,第三层思维实际上是对第二层思维(天真的市场派)的否定。第二层思维否定GDP,而第三层思维则再次肯定了GDP的重要性。从最终的政策建议来看,第三层思维和第一层思维非常相似,都主张要稳增长,要保证一定的GDP增速。因此,那些停留在第二层思维的“天真的市场派”人士,常常会批评比他们认识更深刻的第三层思维者:“你们这帮人就知道搞GDP,难道不知道GDP有很多副作用吗?”例如,我们国发院的林毅夫老师就经常受到这类批评。我只能说,批评者们停留在第二层,而林老师的认识层次肯定比他们高。这就是第三层,它完成了对第一层“唯GDP论”的一次“否定之否定”,虽然政策建议表面相似,但认识已经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第四层思维:现实主义的市场化

然而,第三层思维仍有其局限,它并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应如何从“次优”状态最终转向“最优”状态?这就需要我们进入第四层思维,我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市场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容置疑,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但是,市场化改革要讲究方式方法。

现实主义的市场派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就是市场面临的现实约束被不断暴露、又不断被化解的过程。 当你试图从次优走向最优时,往往会发现,短期内你可能非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一步,从“次优”滑向了“次次优”。这是因为在改革中,一些新的、实现市场经济最优所需的条件会暴露出来。

以我们这学期讲得较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例。从2012年起,我们开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初衷很明确:打破利率管制,让灵活变动的利率引导资金实现更有效率的配置。高回报率的企业能承受高利率,获得更多资金;低回报率的企业则在竞争中被淘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

但结果是,利率管制放开后,在2013到2015年间,人们发现投资回报率极低(约3%)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却能以6%甚至更高的成本发债融资。为什么?因为它们背后有预算软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不担心还款问题,所以敢于通过高利率争抢资金。这在一段时间内,反而挤压了那些真正市场化的融资主体。

于是大家认识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先清理融资平台,消除其对金融市场的扭曲。从2014年下半年国务院“43号文”开始,我们着手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和融资平台。但一旦开始清理,又发现新问题:融资平台背后干的是基建投资,而基建投资占我们总投资的四分之一,是短期稳增长和长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你不能让基建投资熄火。一查融资,基建就没钱,经济就稳不住。

怎么办呢?近年来我们逐渐形成共识:既然基建投资是国家需要、但微观回报率较低的项目,我们看重的是其社会效益,那就应该用公共资金去对接。于是,就有了地方专项债置换、中央代发地方债等措施,将融资平台发行的那些非正规的“准国债”转化为正规的国债。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今仍未完全达到最初的目标,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却在不断深化,越来越触及核心本质,采取的措施也越来越接近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市场派”。他们不会一门心思地认为只要放开市场一切就好,而是采取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他们将改革中的“阵痛”视为新的约束条件暴露的信号,并以此为指引,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放松约束、推进改革。虽然改革常常是“进一步之前先退半步”,但如果不退这半步,你就不知道真正阻碍你前进的障碍在哪里,也就无法真正前进。

这与“天真的市场派”有本质区别。天真派认为改革的阵痛是必须忍受的“短痛”,以换取长期的健康发展,而不会去仔细思考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约束。他们就像拿着一张从西方抄来的“市场经济条件清单”,不管中国国情如何,就一个一个地打勾,中间产生的痛苦都视为理所当然。但很有可能,病人还没等到所有勾打完就“痛死”了。更有可能的是,这张来自西方的清单本身就是不完整的,它忽略了一些在西方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中国却并不具备的关键条件。

而现实主义者则会审慎地逐一检视这些条件,先打一个勾,观察情况,分析结果与预期的差异,从而发现更深层次的障碍并优先解决它。我们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进展,正是因为我们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审慎地推进改革,而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

到这里,我们看到,相对于天真的市场派,第四层思维又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是一种“老成持国”之举。


第五层思维:总设计师思维

到第四层思维,我们依然面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中,我们为何总能突破一个又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例如,当年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村民们是按了血手印的。今天我们可能难以理解,不就是个承包制吗,为何搞得像要掉脑袋一样?但在当时,这确实是冒着巨大风险的。可我们就是突破了。这种突破背后,有没有更根本性的原因?

几年前,我参加国发院的校友聚会,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著名教授发表演讲。他提出了一个我难以接受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是因为我们“运气好”,碰到了像小岗村这样的自发创新,碰到了像朱镕基总理这样敢于啃硬骨头的领导人。但他接着问,我们过去运气好,未来还能保证有这样的运气吗?如果把成功归结于运气,那就意味着没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就像扔骰子扔出了一个大点数一样,纯属偶然。

我当时内心无法接受这个观点。后来我终于想清楚了,并总结出第五层思维,我称之为“总设计师思维”。

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假设在一个山村里,有天晚上一个小孩走失了。全村人淳朴善良,于是全体出动,誓要找到孩子,找不到决不罢休。他们把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搜寻了一遍,最终找到了孩子。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在这个故事里,孩子在哪个具体地点、被谁找到,这本身是偶然事件。但是,在“全村出动、系统搜索”这个框架下,孩子被找到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只要孩子没有长翅膀飞走,他只能在他小短腿能及的有限范围内。只要我们系统性地搜索所有可能区域,就必然能找到他。

让这个结果成为必然的,是两点:

  1. 一个明确的目标:必须找到孩子,不找到不罢休。
  2. 一个系统性的搜索工程:将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找一遍。

现在我们回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走的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我们为什么能成功突破一个又一个障碍?答案就在于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定下的两条基本原则:“发展是硬道理” 和 “摸着石头过河”。

  • “发展是硬道理” 确立了明确的目标。
  • “摸着石头过河” 则是一个系统性的搜索工程,它充分发扬了各级单位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的改革,往往都是从基层试点开始。试成功了,中央发现效果好,就在全国推广;试失败了,就停止。中国人民是非常勤劳智慧的,只要把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办法总比问题多。正如李克强总理曾说:“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下去调研全是办法。”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加上“摸着石头过河”,就形成了一个以发展为目标的系统性搜索工程。因此,没有小岗村,也会有大岗村;没有这位总理,也会有其他总理来解决这些问题、啃下这些硬骨头。 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最关键的要素,突破障碍、实现发展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而具体的突破方式和人物则是偶然的。

只有理解了第五层思维,你才能发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风险所在。这个风险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成功的精髓——即上述两大原则——的基础正在被侵蚀。

  1. 发展目标变得模糊。 在这里我们必须批评那些“天真的市场派”。他们初心或许是好的,希望通过市场化让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但他们实际上扰乱了我们的经济思想。他们通过对GDP导向、融资平台、政府债务等因素的全面否定,事实上否定了我国过去四十多年的成功发展模式。当你说“债务是鸦片”时,你就在否定我们过去的成功经验。这让大家在发展经济时感到迷茫。为什么我对“债务鸦片论”反应如此激烈?因为它对中国经济具有真正的杀伤力。外部的挑战,比如所谓的“特朗普2.0”,只要我们自己站稳脚跟,都是可以应付的。最怕的就是自我否定,把自己成功的基石给否定掉,那就会导致全社会无所适从。过去,搞GDP是理直气壮的,“达康书记”是正面形象;现在,你搞GDP,反而可能被批评为“政绩观不正确”。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危害巨大。
  2. 基层试错的空间正在收窄。 当目标不再清晰,基层官员就变得无所适从。以前大家看GDP,标准单一明确。现在什么都要看,很多领域都存在“一票否决”。这导致基层干部动辄得咎,不敢作为。

这种基础被侵蚀的后果,已经体现在我们的经济数据上。一个非常朴素的指标是中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比值。从改革开放后到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21年达到75.5%的峰值。但仅仅两年后,到2023年,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65.4%。

几年前,全球经济界的共识是中国GDP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现在,虽然仍不是主流,但不同观点已经出现。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2022年就表示,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已经没那么清楚了”,并暗示人们未来回顾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测,可能会像回顾1960年对苏联或1990年对日本的预测一样。这种观点的抬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所幸,党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正在引导中国经济重回正轨。总书记在2024年2月1日强调,“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同时,也明确提出要为试错留出更大空间,鼓励各方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在2024年10月29日,总书记说:“熟门熟路的改革就像在游泳池里,哪是浅水区,哪是深水区,一目了然。但到了湍急的河里,就得摸着石头过河。”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仍需探索。在2023年9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明确提出要“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并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以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个区分开来”指的是:

  1. 把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与明知故犯的行为区分开来。
  2. 把国家尚未明确规定的探索性实验中的失误,与上级明令禁止后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
  3. 把为推动改革的无意过失,与为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

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希望给各级干部更大的试错空间。政策正在纠偏,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缺失:我们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个很好的概念,但还需要将其细化为一套清晰、客观、且可以从正面定义的评价体系,让各级官员明确知道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应该具体做什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西方的既有话语体系,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第六层思维:道路自信

至此,我们进入第六层思维——“道路自信”。

回顾前五层思维,你会发现其中有一条隐含的暗线:它们都是以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为蓝本,来衡量和改革中国经济的。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睁眼看世界,发现自己在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时,自然会产生学习和追赶的心态,很难有强大的自信。

但发展到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国有些做法虽然和西方不同,但效果似乎比西方更好。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要讲“道路自信”。

例如,我们课程中讲到的“储蓄过剩”经济模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积累,与西方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为上帝而储蓄)有异曲同工之妙,最终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实现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断崖式领先。再比如,我们谈到国有企业,它确实存在截留收入等问题,但看问题必须辩证。国企也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如果把中国邮政私有化,很多偏远落后地区的居民可能连信都收不到了,还谈何共同富裕和国家稳定?我们不能只考虑东部沿海大城市居民的需求,而忽视中西部地区人民的福祉。

当你真正在现实中走出了一条非常成功的道路之后,你必然会开始反思:我做对的事情,虽然和西方不一样,但效果好像更好。这时,时代精神就会随之改变。中国的崛起已经在现实中改变了世界,那么它也必然会在人类的思想版图上带来巨大变革。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与西方的“不同”,并不都是“不足”。有些只是单纯的“不同”,谈不上谁好谁坏;而另一些“不同”,则明确是我们做得更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不再是过去那种仰视甚至自卑的态度,而是转变为平视。我们承认对方的强大和辉煌成就,也同样肯定自己的成就。这就是“道路自信”必然会形成的原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所说:“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关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 他继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总书记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我们确实已经到了需要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时候了。

中国的现实成就斐然,无需一一列举。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的GDP早就超过了美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也已超过美国;钢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汽车行业的爆发式增长。2020年时,中国的汽车月出口量还不到10万辆,远落后于日、德、韩。但仅仅几年后,到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就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在国内市场,自主品牌的销量也已达到合资品牌的两倍以上。这背后的关键,是我们抓住了新能源转型的契机。目前,新能源车在我国乘用车产量中的渗透率已从2020年初的不足5%飙升至近50%。更重要的是,这种崛起是全方位的。我们出口的汽车中,三分之二仍然是燃油车。这说明,通过新能源的发展,我们成功地提升了整个汽车产业的品牌形象和产业链成熟度。当一个产业的链条成熟后,一个标志就是“什么人都能造车”,因为各种零部件都可以在市场上轻易获得。这是一个产业登上新台阶的体现。

然而,与我们在现实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却没能跟上,没能对这些成功做出有力解释。反而,充斥着“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中国模式不可持续”、“债务要崩溃”等论调。张五常先生在十几年前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当总书记要求我们总结中国经验时,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靠外国人是回答不了的。例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他的名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将中国的增长归因于资本积累而非技术进步,并认为在威权政治制度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持续的增长只能来自“包容性经济制度”,而通读全书你会发现,他所谓的“包容性制度”本质上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这种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毫无实践意义,因为它等于说,如果你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你就不可能成功。

西方学者回答不了“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而如果我们自己也回答不了,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你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把自己做对的事情给否定掉。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

因此,为了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会“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