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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对宏观经济的三重认识境界
我在上节课讲解了认识宏观经济的三重境界。
第一层境界,是将宏观经济想象成一台机器。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宏观经济是由人组成的。因此,即便将其看作一台机器,那也是一台非常奇怪的机器——它的内部结构会因为你对它的调控而改变,就像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一样。当你发现菲利普斯曲线这一经验关系的存在并试图去利用它时,这个关系本身反而消失了。所以,第一层境界可以说是对宏观经济尚未入门的层次。
第二层境界,是要认识到宏观与微观是相通的,宏观现象的背后,是微观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的优化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宏观经济类比为一个微观主体、一个企业或一个人,去理解宏观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这可以说是进了一层,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都是这样做的。在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时,同学们会发现普遍使用的是所谓的“代表性代理人模型”(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该模型假设经济体中只有一个“代表性代理人”,所有人都与他完全一样,通过研究这个人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宏观现象。这第二层思维在通常情况下是够用的。
然而,当经济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时,这第二层思维就不太准确了。我们以后会讲到为什么需求不足会导致第二层思维的局限性。这就引出了第三层思维,即你会发现经济体中的人与人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个人或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有时会形成反馈。当形成一种复杂的反馈效应时,宏观现象有时会与你的微观直觉完全相反。在这种时候,微观的常识和直觉便不能直接套用到宏观经济之上。
中国经济作为一个长期处于需求不足状态的经济体,其运行逻辑正是如此。例如上节课我们谈到的债务问题,你觉得中国的债务多吗?实际上,中国的债务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并且这种上升是必要且合理的。再比如“储蓄的悖论”:对个人而言,储蓄是好事,节俭是美德;但如果所有人都储M蓄,整个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上节课的核心内容,其实是想让大家认识到,宏观经济虽然与你我发生了十几二十年的联系,但它对你而言,最多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看似熟悉,实则并不了解。因此,我们才需要在这门课上学习宏观经济的运行逻辑,尤其是我国经济的运行逻辑,从而帮助我们认识经济问题。
今天,我们将开始逐步熟悉宏观经济。熟悉它需要一种方法,那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这门学问,我不会讲解具体的数学,但我的讲课过程中,其实渗透着或饱含着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只是没有用数学形式表达出来。
今天我会讲三部分内容:
- 经济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 “成为”这个词表明它已经是一门科学,这使其与其他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它究竟是如何演变为一门科学的?作为一门科学,它又意味着什么?
- 如何理解经济数据? 这部分内容虽然抽象,但可以帮助大家澄清在解读经济数据时可能犯的一些根本性错误。
- 对中国经济供给面的初步分析。 我会运用接下来要讲到的“增长核算”方法进行初步分析。下节课我们应该还会继续探讨中国经济的供给面,之后在本学期剩余的大部分课程中,我们将更多地从需求面切入,去理解中国经济。
之所以要从需求面切入,原因我们在上节课已经看过。从中国真实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需求面而非供给面,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此,若要理解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减速等与大家密切相关的问题,就需要更多地从需求面切入。但在那之前,我们先从供给面看一看,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结论。
第二章:经济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
一、科学的方法及其在社会研究中的困境
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经济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
什么是科学?其实很简单,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从小学到大学的自然科学学习中,我们已经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了然于心。简单来说,就是从现象中总结规律,再用规律来预测未来。这个过程基本上是“观察—规律—预测”的循环。当预测与现实不符时,可能会推翻之前的假设,然后重新形成新的假设,再来一遍。
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海王星的发现。首先,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用几十年时间观察星象,积累了大量数据。随后,他的弟子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基于第谷的资料,总结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但他并未解释行星为何如此运动,只是总结了经验规律。又过了几十年,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发现了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并基于他的力学体系推导出了开普勒三定律的内在原因。再往后,天文学家发现天王星的轨道与理论预测存在偏差,于是怀疑其外侧还有一颗行星在扰动它的运动。数学家勒维耶(Urbain Le Verrier)基于牛顿力学体系计算出了这颗未知行星在特定时间的位置。天文学家根据他的计算进行观测,果然在那个位置发现了海王星。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威力。
自然而然,我们在研究其他问题时,也倾向于运用这种科学方法。但是,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可观测变量之间客观、稳定的因果联系之上。这个规律必须是客观稳定存在的,等待我们去发现。如果规律本身并不客观,时而成立,时而失效,科学就无法成立。
在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中,许多科学家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们发现无论怎么做实验,都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物理规律,导致信仰崩溃。这当然是因为三体人通过“智子”干扰了微观层面的实验。这个虚构的故事恰恰反映出,科学需要有客观稳定的规律作为根基。
然而,当我们将视线转向人类社会,科学方法就碰到了严峻的方法论难题。
我用一个台球赌局的例子来说明。假设一张台球桌上随机摆放着一些台球,这是一个初始布局。球桌旁有很多球手,他们可以购买一张门票上场,基于这个初始布局击打一杆。在一杆之内,他们按照规则不断击球入袋,打出多少分,就能获得多少奖金。这张门票可以被视为一种资产,其价格就是你愿意支付的门票价,其回报就是你打出的分数所对应的奖金。
问题是,这张门票的价格最终会是多少?
这个问题在方法论上是极其困难的。击球能得多少分,既取决于台球桌上客观的初始布局,也取决于球手主观的水平和击球策略。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纠缠的问题。最后这张门票能带来多少奖金,既受客观影响,也受主观影响。
我们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它呢?我们可以观察很多盘击球,看分数是多少。但人和人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每次上场的想法也可能不同,打出的分数自然也不同。因此,即使观察成百上千局,打出的分数依然高低不一,似乎无法得出一个稳定的规律。为什么?因为人是自由的。一瓶矿泉水没有自由意志,一松手,它必然在引力作用下掉落。但一个人,即便无数次被置于同一场景,他的行为也可能完全不同,因为他的想法是自由且难以揣测的。
因此,当研究涉及人的主观意识的经济社会时,自然科学的方法就失效了。这就是为什么说第一层思维——将经济视为一台机器——是错误的。组成经济的是一个个有着自由思想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与机器里的螺丝钉、螺帽完全不是一回事。
总结一下我们面临的方法论问题:存在一个客观现状,但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是难以捉摸的,因为人的意识难以客观度量且非常易变。客观世界会影响人的意识,而人的意识反过来又会影响客观世界,形成耦合。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讲的“反身性”(Reflexivity)就是这个意思。当人的主观意识参与其中时,社会活动的演变便不再有稳定的因果关系。
例如,我们可以说“经济向好,所以股市上涨”,这个因果关系很正常。但反过来说,“股市上涨,所以经济向好”也可能成立。比如,股市无端上涨,可能纯粹是心理因素驱动。上涨后,企业家和消费者可能变得更加乐观,从而增加投资和消费,结果经济真的变好了。你会发现,这里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机械的,而是可能是双向的,且在不同时候,主导因素也可能不同。
当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无从琢磨时,客观现状就没有了稳定的因果关系,未来也因此变得无从预测。这便是科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面临的根本障碍。实际上,这个障碍不仅经济学碰到,所有研究人的学科都会碰到。所以,大部分研究人的学科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此处不带贬义),比如文学和哲学。
二、经济学的解决方案:竞争与理性人假设
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找到了一个方法,绕开了前述的方法论难题。这个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
在《国富论》中,斯密写道: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看不见的手”告诉我们什么?它意味着,虽然每个人看起来都是自利的、拥有自由意志的,但在市场的协调下,这个人群会呈现出一种和谐且有规律的图景。如果要达到和谐,人群的行为就不再是随意的,而必须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因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揭示了,单个人的自由意志在经过市场协调后,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我或许无法把握单个人的行为,但我可以研究“看不见的手”约束下的群体。
让我们回到台球赌局的问题。单个球手的行为无法预测。但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情景:在球桌旁边,有一群激烈竞争的球手(可以说是完全竞争),他们竞价购买上场击球的机会。出价最高者得。在这种情况下,门票的价格会是多少?
当有一群人在激烈竞争时,我们可以马上想到:
- 竞争会提高球技。 只有出价最高的人能上场,如果你的水平不高,出了高价却打不出高分,就会亏损,下次就不敢再出高价。最终,能在竞争中胜出的,一定是水平较高的人。
- 竞争会加深对布局的理解。 球手们会对初始布局的理解越来越清晰和准确,知道如何击球才能获得更高分数。
那么,分数会提升到什么水平呢?它不可能无限提升,因为任何布局都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最高分(比如斯诺克最高是147分)。最终,球手的击球分数以及他们愿意为门票支付的价格,会收敛到在这个初始格局下理论上能够击出的最高分数。为什么?因为如果别人能打出147分,而你打不到,你就无法通过出高价获得上场机会,最终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因此,只要竞争时间足够长,我们可以推断,完全竞争的球手群体愿意支付的门票价格,就是该初始格局下理论上的最高分值。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淘汰了那些无法打出最高分的人,剩下的群体就表现出了规律性——他们都能打出理论上的最高分。
为了让问题更简单,我们可以假设存在一个记忆完美的“台球之神”。因为是“神”,他拥有最完美的台球技艺,总能在一张球桌上打出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数。否则,他就不是“神”。
假设存在“台球之神”后,我就可以计算出他在给定初始格局下能打出的分数。我只需将初始分布精确测量后输入高性能计算机,让其穷尽所有可能的击球策略,并找出那个得分最高的“最优策略”。“台球之神”一定会选择这个策略。这个优化问题计算出的分数,就是“台球之神”会打出的分数,也是他愿意支付的门票价格。
然后,我们秉持一种信念:我们相信,竞争会让真实世界中球手的球技向“台球之神”收敛。虽然“台球之神”在现实中不存在,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个假设的“神”,来推断真实世界中竞争性市场的门票价格。这样,我就把那个看似无解的定价问题解决了。
这个解决台球桌定价问题的思路,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论。
- 台球之神,就是经济学所假设的“理性人”(Rational Agent)。
- 理性人,总会在他的选择集中选择对他最有利的那个最优选项。
- 理性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求解优化问题来得到。
- 我们相信,理性人的行为代表了竞争中人群行为的收敛方向。
通过“理性人”假设,我们得到了对真实世界中竞争群体的行为的分析。客观现状(台球分布)加上理性人的优化决策,就产生了一个可以预测的未来(竞争市场中的门票价格)。
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本质上是一个功利主义的竞争假设。当我在假设人是理性的时候,我并非说现实中能找到一个完全理性的人——事实上找不到。我真正假设的是:现实中的人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一种“适者生存”的演化过程。在竞争中,那些偏离了理性、没有做到最优的人,其市场影响力会下降,甚至被淘汰。相反,那些行为更接近理性的人会在竞争中胜出,其市场影响力会上升。因此,“理性人”是对竞争中人群行为的一个很好的近似。
至于人群在现实竞争中是如何向理性收敛的,这个过程本身牵涉到复杂的人性,经济学理论无法研究它。这个收敛过程更多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竞争的一种信念。
三、作为工具的“理性人”:弗里德曼的视角
“理性人”假设显然是一个不真实的假设,它只是一个工具性假设。所谓工具性假设,是指我们不关心它是否真实,只关心通过这个假设能否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即对真实世界的一种有用的阐述或描述。
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1953年的重要文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假设是否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基于该假设的理论是否有解释力和预测力。
弗里德曼说,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不是“假设是否是对现实的忠实描述”(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是),而是“对于我们已有的目标来说,它是否是一个良好的近似”。而这一问题,唯有通过考察理论是否有效,以及其预测结果是否足够精确才能解答。
弗里德曼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研究树叶在树干上的分布。我们可以假设每一片树叶都长了腿,可以在树枝上随意跑动,其目的是最大化自己得到的阳光。这个假设当然是虚假的。但如果你通过求解这个优化问题,发现其结果与真实世界中树叶的分布完全吻合,那么这个虚假的假设就帮助我们得到了一个可用的、有解释力的结论。
这个观点起初曾掀起轩然大波,但后来被逐渐接受。如果你觉得“理性人”假设很荒谬,我们再看另一个假设:万有引力。我们从小就学,也似乎能感受到它的作用。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被证实后,我们发现,引力其实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时空因物质存在而弯曲后所表现出的一种现象。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总结道:“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
引力也是一个非真实的工具性假设。但你是否会因此认为牛顿力学是伪科学呢?显然不会,因为它在低速宏观世界中拥有极其强大且精确的预测力。既然如此,我们对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就不应再有心理障碍了。
四、经济学作为科学的三个重要启示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这对我们学习这门课程有三点重要的启示:
- 经济学的结论有客观的评价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它的预测力。经济学绝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价值观之争。认为经济学是价值观之争的人,通常是经济学没学好。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远大于分歧。
- 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具有积累性。 要分析中国经济,首先应该学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也不要自己随意编造故事。科学的结论或许有些“无趣”,因为它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但这正是科学的特征。
- 经济学有不低的门槛。 没有受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观点往往似是而非,虽可能吸引眼球,但经不起推敲。接受正规的经济学训练是必要且有巨大价值的。
当然,经济学这门科学也有其局限性。“理性人”假设抹杀掉了真实的人性。当某些经济现象(如市场的非理性风潮)确实需要从人性的角度切入时,我们就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非科学(此处为中性词,指研究方法不同)的视角。
第三章:如何理解经济数据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经济数据。
一、客观现实与想象中的现实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畅销书《人类简史》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我们现代人(智人)之所以能在生存竞争中胜出,依靠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能力——能够讲述虚构事物,并以此进行大规模合作。
赫拉利指出,人类语言真正独特的功能,不在于传递关于狮子或敌人的信息,而在于能够传达关于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仅仅是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能够**“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例如神、国家、企业、法律、金钱)。这些共同的想象,赋予了智人前所未有的、集结大批人力进行灵活合作的能力,并最终统治了世界。
因此,赫拉利说,从认知革命开始,智人就一直生活在一种双重现实之中:
- 客观现实:确实存在的河流、树木和狮子。
- 想象中的现实:由我们共同想象出来的神、国家和企业。
随着时间推移,想象现实的力量日益强大。时至今日,客观存在的河流、树木和狮子,其生存有时反倒要仰赖想象现实(如国家和企业)的“恩准”。
我曾有过一次亲身经历。在北大刚学了一年多经济学后,我一度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我走进商场,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会觉得它们可以被随便拿走。当然我没有真去拿,否则我现在可能就不在这里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一瓶水放在货架上,我把它拿走,对这瓶水这个客观物体本身,有任何影响吗?没有。
但请仔细思考,当这瓶水从货架上被我合法地(付钱或经店主同意)或非法地(偷窃)拿走时,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什么?是所有权的转换。
比如我付了钱,或者甚至说我不需要付钱。比如我跟小卖部这个店主很熟,我过去一个眼神,我要把这个手机拿走,他也回我个眼神,可以吧?拿走,都没有讲话,我们就两个眼神一交流,然后把水拿走了。合法的就完成了这个所有权转换,对吧?还有我是非法的,就趁那个店主不注意,我就把水拿走。在这个不管怎么样,它发生了一个所有权的转换。
所有权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物理实体,而是人对这瓶水的看法变了。这瓶水本身在原子层面没有任何变化,但人们对它的看法变了,并且基于这个变化的看法所产生的行为也会截然不同。这种看法的变化,正是在赫拉利所说的**“想象中的现实”**层面发生的。
我们所处的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更是一个由客观部分与我们主观意识交织而成的想象网络。两个人可以身处同一个客观物质环境,但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
比如说我跟那个小卖部店主,我一个眼神交流,他把这瓶水送给我了。我拿走之后他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动作,他继续干他该干的事情。但如果我在他眼皮子底下把这瓶水偷走了,他发现了会怎么样?他马上说抓小偷,让其他同学一拥而上,抱按倒按倒在地,甚至说把警察也叫过来。就是看法变了。
发言人 56:49 这个看法在哪个世界?按照赫拉利的这个说法,他这个看法是在什么什么层面上发生了变化?是在想象中的现实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的人类社会,它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的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是既有客观的部分,也有我们主观所交织出来的一种想象的或者意识的网络。
发言人 57:21 所以两个人可以生活在同样一个客观的物质环境中,他们但他们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中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同学们坐在这个教室里面,你坐在你的桌椅子上认真的听课,你就生活在北大这个世界中。但另外也来了一个人,这人也不知道什么叫上课,可能是一个野蛮人、原始人到这儿来他也不知道,大家坐在这下面一一都往讲台上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在这个教室里面又唱又跳。旁边比如这个人又唱又跳,他也生活在这个教室中,但他就没有生活在北大这个世界中。因为我们教室里面的这些物质的东西,讲台、课桌、课椅,对我们学生,对我们老师来讲有它的独特的意义。
发言人 58:14 我知道怎么去用它,按照这个意义去用它,按照北大这个意义去用这个东西来完成知识的传授。但一个野蛮人进来,他不知道这东西,他只是他不理解这个讲桌、这个课桌,这个课桌课椅什么意思,是是是有什么意义,不知道怎么用它。他在这个讲台上翻翻京东,他就不在北大这个世界中,而我和他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在于想象中,我们处在不同的现实中,所以这个想象中现实是重要的。我们研究的这个经济社会,它不不是不仅仅是一个由桌子、椅子和我们能够看到摸到人所组成的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它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想象中。所以我们的经济数据什么呢?
二、经济数据的本质:对“想象现实”的量化
那么,经济数据是什么?经济数据,就是对人类想象出来的各种虚构事物(如一个经济体)的一种数量刻画。
我们可以对比两类数据:
- 第一类(描述客观现实):光速约为30万公里/秒,地球质量约为吨,2023年底全球黄金存量约为21万吨。
- 第二类(描述想象现实):2023年中国GDP总量为126万亿元人民币,2024年8月中国M2存量为305万亿元人民币,昨天上证综指收盘于2904点。
这两类数据有本质区别。第二类数据,其存在和数值都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外星人即便在4光年外用望远镜观测地球,也无法“看到”中国的GDP,因为“中国经济”是我们14亿人共同想象出来的概念,并非一个独立于人类意识的客观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数据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描述的是一个想象的、虚幻的概念。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它又无比“真实”。如果我们将“真实”定义为“对我的生活有实际影响”,那么这些想象出来的数字——比如你银行卡里的存款余额——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因此,生产钢铁创造的GDP,与粉丝追星创造的GDP,两者同样真实。如果你认为后者是虚的,那么你也必须承认前者同样是虚的,因为它们都是对我们共同想象的价值体系的量化反映。
三、穿透数据看本质:以GDP为例
要深刻理解经济数据,就必须穿透数字本身,看到其背后所反映的人类合作行为。
我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例。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两个经济学研究生在路上看到一个烂苹果,甲对乙说:“你把它吃了,我给你5000万。”乙照做后,心有不甘,后来又看到一个烂苹果,便对甲说:“你把它吃了,我也给你5000万。”甲也照做了。两人困惑地去问教授,教授激动地说:“恭喜你们!你们仅吃了两个烂苹果,就为国家贡献了一个亿的GDP!”
这个笑话对吗?吃两个烂苹果真的创造了1亿的GDP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去翻阅统计手册,而要理解GDP这个概念的来源和本质。我们先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
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发现不同人对财富的看法不同,比如在鞑靼人看来财富是牲畜,在西班牙人看来是金银。这使得财富的衡量变得困难。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提问:我们为什么关心国民财富? 答案很清楚: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人的幸福程度。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国家越富有,其居民生活得越幸福。但幸福本身是主观心理活动,难以直接测量。
我们知道,人的幸福需要从外界摄入资源(或称“益品”)。这些益品包括两部分:
- 天然益品:如阳光、空气、清洁的水源等。其摄入量难以测量。
- 人造益品:如一碗红烧肉、一首乐曲等。它们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
天然益品总是稀缺的,所以人类需要通过生产活动来创造更多的人造益品以满足需求、提升幸福。相比于益品的摄入量,生产活动的总量是相对容易测量的。因此,在所有可测量的指标中,社会生产活动的总量是与我们真正关心的人类幸福程度最相关的那个指标。
既然要测量生产活动的总量,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加总各种不同的产出(如矿泉水、大米、汽车)?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市场价格作为转换系数进行加总。市场价格从何而来?它由市场供需决定,反映了人群对不同商品的集体评价。只有那些被人们认为有用、能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才会有正的价格。一个烂苹果,在市场上不会有正的价格。
因此,用市场价格折算,并剔除中间投入的重复计算后,所有最终产出的价值总和,就是GDP。
现在我们明白了GDP的经济学含义:它衡量了经济体中所有降低了“益品”稀缺性的生产活动的成果总价值。它通过市场价格,内嵌了社会成员对各种生产活动成果的价值判断。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轻易回答那个笑话里的问题:吃烂苹果会创造GDP吗?当然不会。因为它没有降低任何益品的稀缺性,反而是一种负效用,市场不会给它赋予正的价值。统计局的核算手册之所以不把它计入,其背后的理念正在于此。
所以,GDP不仅是一个经济规模的数量指标,更是一个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很多人认为高质量发展就不要GDP,甚至将两者对立,这显然是对GDP概念理解不深刻的表现。GDP反映的是整个社会为了提升集体福祉而进行的协作过程及其成果的价值评估。没有GDP,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几乎意味着没有一切。
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