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基本模型

历史背景与发展目标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的近代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国破之下无完卵。在那个时候,吃饭是首要问题,大家必须先活着。至于吃得好不好,福利能否提升,这些都可以暂时搁置,必须先把重工业、国防工业以及“两弹一星”搞起来。在那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确实是依靠政府推动,进而形成了我们改革开放前的那种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当我们用经济学来做判断时,首先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其他一切都应围绕它来展开。如果你喜欢数学,可以把数学公式放在旁边辅助理解。

2. 理论模型:两期贴现效用最大化

  • 核心公式: 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最大化两期贴现效用和(Maximize the sum of discounted utilities over two periods)。
  • 跨期偏好(Intertemporal Preference):
  • 定义:消费者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
  • 金融学视角:在金融学中被称为随机折现因子(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 影响因素(两部分):
  1. 个人天性(Patience): 反映了每个人的耐心程度。
  2. 消费状况(Endowment): 即使天性有耐心,如果当前濒临饿死(消费水平极低),当下的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极高,人也会倾向于现在消费。反之,如果现在已经“吃撑了”,则会选择储蓄。

第二章:核心概念解析 储蓄、利率与均衡的思想

这部分我们将通过问答的形式,解析几个核心的经济学概念。

问题一:什么是消费者的跨期偏好?

时间偏好(Intertemporal Preference),指的是消费者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如何进行权衡。如果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它就是这样一个分式(它在金融学中被称为“随机折现因子”)。这代表了消费者主观的折现因素或折现率。

消费者的时间偏好主要受两部分因素影响:

  1. 个人天性: 每个人的耐心程度不同。有些人天生更有耐心,有些人则相对急躁。
  2. 消费状况: 每个人的消费水平也会影响其时间偏好。这个分式中包含了消费者两期的边际效用。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濒临饿死,消费水平极低,那么即使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我也会选择现在就消费。因为当下消费的边际效用极高,给我一个馒头我都会欣喜若狂。相反,如果我已经吃撑了,消费很多,那么即便我是一个很没耐心的人,我也会选择把消费留到以后。

所以,一个人的时间偏好,既受到其天性的影响,也受到其消费状况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后面会看到它的重要性。

问题二:为什么储蓄率不是越高越好?

因为储蓄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了在未来获得消费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个手段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它的收益是未来的消费,成本则是牺牲了现在的消费。因此,最终必然是在边际上,收益与成本相等时,才能达到最优的储蓄水平。所以,储蓄并非越高越好,因为它终究只是一个手段,而非目的。

问题三:消费者的跨期偏好与储蓄回报率有何关系?

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达:消费者的跨期主观偏好 = 储蓄回报率(市场利率)。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关键点:消费者越是偏好于未来的消费(即越愿意储蓄),他所能接受的储蓄回报率就越低。

这可能与很多人的直觉相反。人们通常认为,储蓄回报率越高,我才越愿意储蓄;或者说,越愿意储蓄的人,对应的回报率应该越高。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这背后是“均衡”的思想。均衡是各种力量达到平衡的状态。人的天性是不耐心的,不愿意储蓄,倾向于及时行乐。因此,为了激励人们去储蓄,市场必须提供一定的回报率。储蓄回报率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那些不愿储-蓄的人有动力去储蓄。

所以,如果一个人储蓄的意愿本身就很强,他就能够接受较低的回报率。反过来,对于那些储蓄动力很弱、偏好及时行乐的人,你必须提供非常高的回报率,才能说服他去储蓄。这个均衡思想的逻辑,正好和我们通常的直觉是相反的。我越愿意储蓄,最终在均衡时我获得的储蓄回报率反而越低。因为当我的储蓄意愿被市场的回报率所克服时,均衡就达成了。

问题四:如果不同消费者的跨期偏好不同,会发生什么?

在一个市场中,有很多不同的消费者,他们的天性、耐心程度都不同。如果他们的初始跨期主观偏好不一样,他们会通过交易,最终使得所有人的跨期主观偏好变得一致。

例如,有A和B两个人。从他们的无差异曲线可以看出,B更偏好于第一期的消费,说明B没什么耐心;而A则更有耐心。如果他们的初始禀赋相同,他们就会进行交易。A会选择储蓄,将他第一期的部分禀赋挪到第二期使用,因此A的第二期消费会相对较高。而B则会借贷消费,导致他第一期的消费超过了他自身的禀赋,代价是他第二期需要偿还债务。

我们前面提到,每个人的跨期主观偏好既受天性影响,也受消费状况影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可以调节彼此的消费状况,最终让所有人的跨期主观偏好趋于一致,一致到什么程度呢?一致到等于市场利率。

市场达到均衡后,所有人的时间权衡都变得一样,都等于市场利率。如果不等,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储蓄或借贷行为,继续交易,直到所有人的偏好都相等为止。这就是均衡的概念。

问题五:储蓄回报率与企业投资回报率之间有什么关系?

当市场达到最终均衡时: 企业的边际投资回报率 = 市场利率 = 储蓄回报率 = 所有消费者的主观时间偏好

我们上节课讲过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蓝线)。在均衡点上,企业会选择在“市场替换线”(Market Transformation Line)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切的那一点进行生产。这条线的斜率是市场利率。因此,在该点上,企业的边际投资回报率等于市场利率。同时,企业的股东(消费者)也会选择让自己的无差异曲线与市场利率相切,即他的时间偏好与市场利率相等。最终,所有这些回报率和偏好都相等了。


第三章:企业的经营目标与治理机制

问题六:如果消费者拥有企业,企业的经营目标应该是什么?

既然企业是股东(即消费者)的,那么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是最大化股东(消费者)的效用。消费者的效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最大化两期贴现效用和。企业提供给股东的两期分红的贴现价值总和,其实就是企业的股票市值。

因此,企业应该以最大化其股票市值为经营目标。

简单来说,消费者通过在市场上进行借贷,以市场利率的形式表达出他们的主观偏好。企业则应根据消费者在交易中形成的市场利率,来做出最合适的投资和分红决策。

问题七:有什么机制来保证企业的经营不偏离股东的意愿?

这就是现代企业治理机制。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有权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包括CEO的任免、薪酬和奖金,都由董事会决定。如果管理层的经营不能让股东满意,那么他要么被减薪,要么被解雇。

更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经营行为不仅要让现有股东满意,还要让全市场所有潜在股东满意。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假设一家企业过度投资,经营点不在最优的P点【在P’】,导致其投资回报率低于市场利率。这意味着,如果企业不做这笔投资,而是把资源分红给股东,股东哪怕只是把钱存入市场获取市场利率,也能得到更高的回报。

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其股价就会被低估。企业的股价,就是其未来分红按市场利率折现的价值。如果经营点偏离,股价就会比较低。但如果它在最优的P点经营,其股价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这时,市场上就会有人发现这个机会。他会计算出,这家企业的股价本可以达到15元,但因为管理层瞎搞,现在只有10元。于是,他虽然不是现有股东,但他可以按10元的价格在市场上大量买入股票,成为大股东。然后,他可以召开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炒掉现有管理层,将企业的经营策略调整回最优的P点。一旦策略调整,股价就会从10元涨到15元,这位“敌意收购者”就能赚取巨额利润。

这就是所谓的“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或敌意收购。如果你现有的股东没有把企业管好,没有让企业市值最大化,就会有敌意收购者进来,低价买入你的股票,改变经营决策,从而让股价上升并获利。这个市场机制是环环相扣的,它保证了企业的经营不能偏离全体消费者(现有及潜在股东)通过市场交易共同形成的跨期主观偏好。

问题八:为什么不能任由企业家打造“伟大的企业”?

因为企业本身不是目的,让股东效用最大化才是企业经营的目的。企业家可能会说:“我要多投资,打造一个伟大的企业,让它未来发展得更好。”但作为股东,我可能会认为,你现在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了,不划算。我要求你不要打造那么“伟大”的企业了,现在多分红,让我们过好小日子我就满意了。这时应该听谁的?当然听股东的。

但必须再三强调,这整套逻辑关系,都建立在我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前提之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提升居民福利为宗旨。如果我们的目标变了,比如像当年那样要“赶英超美”,就算把腰带勒紧一点也在所不惜,那么所有这些结论也都会随之改变。

案例分析:宝万之争

这里可以引申一个案例,就是2015年的“宝万之争”。当时宝能系大量买入万科的股票,最终成为第一大股东。但万科的管理层王石却明确表示不欢迎宝能系,认为其“信用不够”。从市场规则来讲,作为一个CEO,你说这话是不合适的,人家已经是大股东了,是真金白银掏出来的。

当然,最后由于政策压力(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言批评“野蛮人”),这个收购最终作罢。但我们看万科的股价,在宝能系开始买入后,确实大幅上涨了。这说明市场认为,由宝能来经营,万科的价值可以更高,之前的股价被低估了。这就是市场在发挥作用。

可能普通人会觉得这是“资本的恶意”,但从经济学逻辑看,这是正常的市场运作。

案例:宝万之争——“门口的野蛮人”与市场治理逻辑

1. 核心背景:企业价值被低估的“诱因”

按照老师的理论模型,企业的经营目标应该是最大化股票市值(即最大化股东的贴现效用和)。

  • 理论推演: 假设一家企业的最优经营点在 点(投资回报率 = 市场利率),此时股价应该是 15 元。但如果管理层(如王石等万科管理层)因为过度投资、追求“伟大企业”而非“股东福利”,导致经营点偏离到了 点,其投资回报率就会低于市场利率。
  • 市场结果: 这种偏离会导致股价被市场低估。比如,万科当时的股价可能只有 10 元,但这 5 元的差价(15 - 10 = 5)就是**“治理溢价”**,是外部资本盈利的空间。

2. 宝能系的介入:敌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

2015年,姚振华执掌的“宝能系”开始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万科股票,最终持股比例达到 22.45%,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 逻辑: 宝能系就是老师所说的**“敌意收购者”,或者是资本市场中典型的“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
  • 收购逻辑: 宝能系计算出万科的价值被现有的经营策略低估了。他们通过在 10 元的价格大量买入,试图成为大股东,通过改组董事会、炒掉管理层、调整经营决策,将经营点从 移回 。一旦策略调整,股价就会涨回 15 元,收购者就能赚取这巨额的差价利润。

3. 王石的反应:管理层对股东的“傲慢”

面对宝能系的买入,万科管理层(以王石为首)明确表示“不欢迎”。

  • 王石的言论: 王石公开称宝能系“信用不够”,认为其作为大股东会“毁掉万科”。
  • 老师的批判: * 老师指出,从市场规则和经济学逻辑来看,CEO 说这种话是不合适的。
    • 核心逻辑: 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人家宝能系是掏出了“真金白银”在市场上买的股票,是合法的大股东。作为一个受雇于股东的 CEO,你凭什么说人家“不够格”?
    • 这反映了管理层将“企业自身(或管理层意志)”视为目的,而忽略了**“企业只是实现股东效用的工具”**这一基本定位。

4. 股价的信号:市场在“投票”

老师特别强调了“宝万之争”期间万科股价的表现。

  • 股价大涨: 在宝能系开始强力买入后,万科的股价确实出现了大幅上涨。
  • 经济学解释: 股价上涨说明市场是认同这种收购的。市场认为:如果由宝能来经营,或者通过这种外部压力逼迫万科改变经营策略,万科的价值可以更高。这证明了之前的股价确实被低估了,市场机制正在发挥它的纠偏作用。

5. 政策干预:被中断的市场机制

这场博弈最终并非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结束,而是由于政策的强力干预。

  • 刘士余的“妖精论”: 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批评这些收购者是“土豪、妖精、害人精”。他原话指责这些人是“兴风作浪的妖精”、“坑民害民的害人精”。
  • 结果: 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和政策压力下,宝能系被迫退出,这场“敌意收购”戛然而止。
  • 引申案例(格力与董明珠): 老师提到,当时宝能也买入了格力的股票,格力的领导者董明珠性格很牛,直接跑到北京去告状,这也间接促成了刘士余的那番讲话。

6. 老师的深度总结:正常市场运作 vs. 资本的恶意

  • 普通人的误解: 普通大众可能觉得这是“资本的恶意掠夺”。
  • 经济学的真相: 老师坚信,这是正常的市场运作。如果没有这种“敌意收购”的威胁,管理层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偏离股东利益,去追求自己所谓的“情怀”或“伟大企业”,最终牺牲的是广大股民(消费者)的福利。
  • 环环相扣的机制: 这种机制保证了企业的经营不能偏离全体消费者(现有及潜在股东)通过市场交易共同形成的“跨期主观偏好”。

核心观点提炼(用于理解全课逻辑):

  1. 所有权大于管理权: 企业是股东的,CEO 必须听股东的。
  2. 市场价格是纠偏器: 股价被低估就是管理层没干好的证明,野蛮人进场是为了修复价值。
  3. 前提假设: 这套逻辑成立的前提是“经济发展以提升居民福利为目标”。如果目标是“赶英超美”等国家宏观目标,那么王石的行为(追求伟大企业)可能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福利导向下,宝能的行为才是符合效率的。

老师通过这个案例再次重申:在宏观分析中,必须穿透现象看到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 宝能的行为不是在“搞破坏”,而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客观上在倒逼企业治理回归最优路径。


第四章: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演变

我们刚才整个分析的思路,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思想:宏观分析要有微观基础。这套思路是自19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之后,主流宏观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范式。在此之前,主流模型是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那种模型是直接假定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上节课讲过,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让经济学家们发现,这些宏观关系并不稳固。当人的预期和行为改变时,关系就可能破裂。

因此,要想得到稳固的宏-观结论,必须把分析扎根于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之上。从那以后,高级宏观经济学模型都是从居民的效用最大化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入手,来求解一般均衡。我们这门课虽然不进行复杂的数学求解,但所体现的思路,正是一种基于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分析思路。

如何分析宏观经济现象?

当我们看待一个宏观经济现象时,要看到其背后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我们研究的是宏观经济中消费与储蓄的恰当占比,但我们分析的是消费者的最优决策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只有把宏观分析落实到微观主体的行为上,你的宏观分析才算入门,才能看到宏观现象背后是什么样的微观行为在驱动。

我们可以遵循以下步骤来整理思路:

  1. 我关心的宏观经济现象或问题是什么?
  2. 和这个现象相关的经济主体有哪些?(消费者、企业、政府等)
  3. 这些主体的目标和约束分别是什么?
  4. 这些主体优化行为的逻辑是什么?
  5. 这些主体的行为如何相互影响,最终形成我们观察到的宏观现象?
  6. 影响该宏观现象最外生的因素是什么?

要改变整个均衡,必须从最外生的因素入手,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对于复杂的宏观经济体系往往是无效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分析问题的核心原则

这里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你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做得对,你就没有资格说别人做得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理解他这么做的道理何在,你就没资格给他提建议。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决策,觉得“这人怎么这么笨,连我都知道是错的”。但你要相信,身处局内的人,通常比局外人对情况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你首先不要去怀疑他的智商。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可能,他的目标函数里,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比如,我们认为经济应该搞好,但在他的目标权重里,经济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他可能更看重规避某些风险。又或者,他面临着我们看不到的约束。

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在做一件看起来很蠢的事,其实他一点都不蠢。把他放到那个位置上,你可能也会那么做。正确的做法是,深入到他的位置,理解他的目标和约束,理清整个局面,然后思考是否能通过调整某些外部因素来改变他面临的约束,或者改变他的想法。这样的政策建议才是有效的。

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就是假设所有人都足够理性,傻子早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你才有资格去想,如果我是他,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第五章:经济发展的条件与需求问题

经济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回到一个更宏大的话题。在以提升消费者福利为经济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经济发展有三个必要条件:

  1. 人的欲望的扩张:经济学通过假设人的偏好是“不餍足的”(non-satiation)来绕过这一点。但我想补充,人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但储蓄和投资的欲望不是无限的。储蓄和投资只是工具,不是越多越好。
  2. 为欲望服务的生产能力的扩张:这就是经济的供给面分析,包括劳动力增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3. 将产出与欲望有效结合的分配方式:这一点是很多人,甚至是现在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

有效需求与萨伊定律

我们在讲经济需求时,指的是与购买力相结合所形成的有效需求。人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但有效需求一定是有限的,甚至可能低于生产能力。

如果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导致有消费意愿的消费者购买力有限,而有购买力的主体(比如资本家)因为投资回报率低而投资意愿不足,经济就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讲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不关注需求问题呢?这要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的思想最终被总结为“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即“萨伊定律”(Say’s Law)。

萨伊的原话逻辑是这样的:一个人用劳动创造了产品,他指望别人来买,但别人必须先有购买的手段。这种手段从何而来?来自其他人同样用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出的其他产品。因此,乍看起来离奇的结论是,是生产为产品创造了需求。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是懒惰的,之所以会去工作,一定是因为他有需求(饿了、冷了)。他通过工作获得购买力,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他们假设人会把劳动所得全部花掉。因此,工作之前欲望就已经存在,工作之后购买力就会被完全使用,有效需求一定是足够的。

即便考虑到储蓄(为了未来的需求而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储蓄市场会通过灵活的利率(储蓄回报率)来调节,使得所有储蓄都顺利转化为投资。所以,消费+投资=总供给,等式依然成立。

凯恩斯的批判

凯恩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进行批判。他在《通论》中指出,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是,如果人们不把钱花在消费上,就必然会花在投资上,因此可以忽略总需求函数。

而马尔萨斯更早(1814年)就提出过质疑。他认为,一个国家必然拥有购买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购买力(因为总产出=总收入),但他不一定拥有购买这些产品的愿望。只是马尔萨斯没有给出充分的理论解释。

我们可以帮他解释:当收入分配出问题时,国家整体上就可能没有足够的意愿去购买其全部产品,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第六章: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与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为何不符合萨伊定律?

我们回头看本课程前面所讲的那个完美的理论模型,它其实已经内嵌了萨伊定律。在那个模型里,是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的。

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模型里,企业是消费者拥有的。企业的总产出就是消费者的总收入。当投资回报率降低时,消费者会要求企业减少投资,增加分红,他自己拿去消费。因此,投资的下降会自动被消费的上升所弥补,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产出。企业向消费者的分红渠道,是调节消费与投资、避免有效需求不足的关键机制。

更准确地说,是消费者“知道自己随时可以从企业获得分红”的这个预期在支撑着他的消费。就像我口袋里有100块钱,旁边还有一个存钱罐里有100块钱。我敢把我口袋里的100块钱全花光,甚至再借5块钱花,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存钱罐随时可以为我所用。

现在我们来看数据。美国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约10%-12%,其中大约一半会以分红形式分给居民。而中国,企业利润占GDP比重高达20%,但分红占GDP的比重却长期不超过0.5%。这就是差别。

我们上节课解释过,如果企业是居民拥有的,那么收入在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是不重要的。但在中国,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割裂的。

中国的消费不足与内需不足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长期存在消费不足和内需不足的情况。

  1. 消费不足: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特别是大量国有企业和股权高度集中的民营企业的存在),当企业部门投资回报率降低时,其手中的购买力不会自动通过分红渠道转移到居民部门。这导致中国的消费相对于那个“最有利于提升居民福利的最优比例”而言,是不足的。
  2. 内需不足: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会持续压低投资回报率。如果回报率低到一定程度,连企业自身的投资意愿也不足了,这时企业手里的购买力既不愿投资,又无法转移给居民去消费,内需不足(有效需求不足) 的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中国内需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和居民两大部门之间分红渠道的缺失,以及导致这种缺失的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和内嵌了萨伊定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的模型非常不同。

政策建议:全民国企持股计划

理解了整个逻辑后,解决方案自然就浮出水面了。

目前我们的国企管理体制是国家(通过国资委)直接管理。这个模式有其先天的问题。企业恰当的分红比例,应该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时间偏好和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这些信息,国资委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有将消费者和企业连接起来的资本市场才知道。国资委现在实行的强制分红政策只能“一刀切”,无法做到精细化和最优化。

这个问题,和我一开始问的“能不能让政府来决策居民消费”是异曲同工的。答案是不能,因为政府不掌握决策所需的信息。

因此,“全民国企持股计划”的核心,就是人为地创造一个连接了普通居民和国企的、竞争性的所有权市场。 具体做法是:

  1. 设立一批国有投资基金,让它们在市场上竞争,来吸引老百姓的投资。
  2. 基金的投资表现会与老百姓的时间偏好挂钩,否则老百姓就会赎回份额,转投其他基金。
  3. 这些基金作为国企的股东(甚至是大股东),会通过所有权的竞争,将老百姓的偏好信息传递到国企的经营行为中。

这样,就能让国企的投资和分红行为与消费者的意愿相匹配,从而解决消费不足的根本问题。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真正落实了“资本为全体人民服务”这一社会主义理念的方案。

为什么我坚信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方案变成现实?因为除了它,没有别的选择。我们现在的模式导致投资过剩,让全球都难以承受。形势比人强,当走到别无选择的境地时,这就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