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这是根据您提供的课程录音字幕,整理而成的书面内容。


第一章:模型、假设与正确提问的重要性

在之前的课间,有同学问:“为什么您在模型中假设未来的价格还是一块钱一斤,而不是例如八毛一斤呢?价格为什么不会下跌?”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展开来谈。理论上讲,现在的“一块钱一斤”和未来的“一块钱一斤”之间,涉及的是通货膨胀问题。我当前讲述的逻辑是,通胀率与某种货币的总量增速是关联的。因此,如果提问为什么未来的价格依然是一块钱,我的回答是:这是因为我们假设了货币总量不变。如果实体经济的规模一定会扩张,而我们同时假设货币总量不变,那么未来的价格就会保持在一块钱。

这时,可能马上又有同学会问:“那为什么现在的价格能降到八毛呢?”

价格之所以会降到八毛,一定是因为当前货币的供给总量偏离了能够维持通胀稳定的数额。举例来说,假设一百亿的货币总量()能够保证今年的物价是一块钱一斤,明年、后年也都能维持在这个水平。那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储蓄者发现自己的产品卖不掉,只能降价到八毛的情况呢?这必然是因为现阶段的货币供给数量减少了,例如降到了九十亿,导致商品过剩而价格下跌。

如果市场已经形成了物价会保持稳定的预期,经济就会出现自发的调节机制。会有投资者发现,以八毛一斤的价格买入投资,获利空间非常高,因此他们会选择多借钱。投资者增加借贷的行为会带来货币总量的扩大,从而使货币总量回到之前能够稳定通胀的水平。这便是其背后的运行逻辑。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但模型虽简,却可以引申出许多深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你开始运用这样的模型来思考问题,当你开始思考微观经济主体的最终行为时,你提出的问题是否落在了正确的方向上?学术研究最怕的就是努力的方向发生了偏差。

尤其是在探讨货币金融问题时,很多人喜欢编造各种故事,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或是所谓“储蓄者被收割”的论调。这些故事或许非常好听,但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世界毫无作用。

因此,你会发现一个现象:故事讲得越动听的“经济学家”,其专业性反而越值得怀疑。因为现实的逻辑是唯一的。如果你问我一个问题,我今天、明天、后天给你的答案都应该是一样的。但如果一个人可以罔顾现实,随意编造故事,那他自然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丰富多彩。今天讲罗斯柴尔德阴谋论,明天讲大国博弈,后天再讲些别的,这些其实都只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我展示这个模型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旦进入货币金融学的领域,就必须将宏观与微观紧密联系起来。你需要去理解宏观现象背后,那些微观主体的行为逻辑。只有这样,你提出的问题才能真正切中要害。

第二章:货币与经济的宏观关系

我们之前一直在探讨货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大家已经看到,在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中,货币最终被创造出来,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基础货币。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货币与经济的关系。

如果像古典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货币仅仅是覆盖在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它不改变经济的真实运行,那么讨论货币的意义就不大。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现实数据。这张图展示了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速与通货膨胀(CPI)的走势。很显然,货币增长与通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这一点不难理解。

更有意思的是另一组关系。左图是 增速与扣除价格因素后的GDP真实增长率的对应关系;右图则将这两条折线转化为散点图,以便更清晰地看到它们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达到了0.32。这表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货币总量增速与真实GDP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这个现象如果仔细思考,会发现其中有些蹊跷。如果你不深入思考,很可能会自然地跳过一些关键环节,从而看得片面。

第三章:总供给曲线的微观基础:为何宏观与微观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学中的总供给曲线。在微观经济学中,供给曲线的横轴是数量,纵轴是价格。根据经济学原理,价格越高,供给量也越高,因此微观的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如果将这个逻辑直接搬到宏观经济中,似乎也能得出“价格涨得越快(通胀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的结论。

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搬移是错误的。我们首先要分析,为什么微观供给曲线一定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微观产品的生产,都不可能用尽经济体中所有的生产能力。

以矿泉水的供给曲线为例。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只生产矿泉水,它还要生产许多其他东西。经济体中究竟会将多少生产能力投入到矿泉水的生产上,取决于矿泉水的相对价格。在微观经济学的供需图中,纵轴的价格是相对价格。例如,在讨论矿泉水时,这个价格可以是矿泉水相对于粉笔擦的价格。

如果矿泉水相对于粉笔擦的相对价格上升了,那么我们就会预期经济体中有更多的人投入到矿泉水的生产中去。甚至一些原本生产粉笔擦的厂商也会发现,将生产能力从粉笔擦行业中退出,转而生产矿泉水,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一个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一定会引发该商品供给量的扩张,因为经济中的生产能力会更多地流入这个商品的生产领域。所以,微观供给曲线必然是向右上方倾斜的。

那么宏观层面呢?当我们考察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给曲线时,横轴可以仍然是总产出(数量),但纵轴的价格就不能再是相对价格了。原因很明显,我们无法将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行加总。假设经济中只有两种商品:粉笔擦和矿泉水。在粉笔擦的供需图中,价格是“粉笔擦/矿泉水”;而在矿泉水的供需图中,价格是“矿泉水/粉笔擦”。这两个价格互为倒数,根本无法加总。

因此,在讨论总供给时,纵轴的价格只能是以货币为单位的总体价格水平。这意味着,如果在经济中不引入货币,我们就无法讨论总供给曲线这个概念,因为没有货币就没有总体价格水平,纵轴将无处安放。

现在,既然有了由货币产生的总体价格水平,我们就可以讨论它和经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了。对一个国家而言,其总体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是有限的、给定的。对于一个行业,你可以说它的生产能力可以扩张,因为它能从其他行业吸引资源。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短期内生产能力就是这么多。

所以,理论上讲,无论总体价格水平是高是低,一个国家的总供给应该是一个常数(长期来看,生产能力可以扩张,但短期内是固定的)。这个常数就是由其生产能力所决定的。因此,一个国家的总供给曲线应该是垂直的。

一条垂直的总供给曲线表明,经济的总产出与货币无关,当然也就与价格水平无关。如果你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认为货币不影响真实经济,那么你就应该认为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

通过这个分析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宏观与微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把微观的直觉生硬地套用在宏观上,有时候可能对,但很多时候会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反感有人在讨论宏观问题时,声称“这只是常识而已”。很多时候,所谓的“常识”并不正确。

第四章:名义刚性:货币影响真实经济的渠道

那么现实中的总供给曲线到底是垂直的还是倾斜的呢?我们来看数据。

这张图的横轴是真实的经济产出变化,纵轴是总体价格水平的变化(即通货膨胀)。在中国过去四十多年(1980-2023年)的数据中,可以非常显著地看到,GDP真实增长与通胀之间是正相关的。同样,在美国近百年(1930-2023年)的数据中,也存在类似的正相关性,尽管相关性比中国弱一些。

这些数据表明,现实中的总供给曲线并非垂直,而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换言之,在中国和美国,货币对真实经济都是有影响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货币究竟是如何影响到真实经济的?答案在于名义刚性(Nominal Rigidity),即价格和工资等名义变量存在粘性,不能随时灵活变动。

如果价格是完全灵活的,可以随时顺势变化,那么货币数量的任何变动都会被价格的变动完全吸收,而不会对真实经济(如产量、就业)产生任何影响。这种情况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设想的“古典二分法”(Classical Dichotomy),即货币是中性的(neutral),货币的变化率也是超中性的(superneutral)。

但现实中,价格并非完全灵活,它存在摩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菜单成本(Menu Cost)。餐馆把价格印在菜单上,修改起来就有成本和麻烦。即便只是用贴纸覆盖旧价格,也同样不便。除了菜单,一个商店如果频繁变动价格,也会失去顾客的信赖。这种价格调整的不灵活,就使得价格不能完全吸收货币数量的冲击。

当价格存在粘性时,货币的冲击就不能被价格完全吸收,进而会对真实产出和就业等实体经济变量产生影响。

第五章:预期的关键作用与菲利普斯曲线

当价格存在粘性时,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一定是通过**超预期(Unexpected)**的冲击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才会对真实经济产生影响。被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则没有影响。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厂家在设定未来产品价格时,必然会基于对未来通胀的某个预期。比如,我预期未来一年物价都将保持稳定,那么我就会在我的价格目录或宣传单上印下一个固定的价格,并且在一年内不会轻易改动,否则会产生额外的印刷成本或失去客户信任。

在我的价格基于“通胀稳定”的预期设定好之后,如果此时中央银行突然超预期地增发了货币,导致整体物价水平开始上涨,那么这个超预期的货币冲击就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我们还是用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来说明。假设我一年可以生产100斤大米,基于通胀稳定的预期,我设定价格为1元/斤,计划卖出100斤后获得100元收入。市场对我的名义需求原本也是100元。但现在,央行突然超发了货币,导致市场上用来购买我产品的钞票从100元变成了120元。由于我的价格已经定为1元且短期内无法更改,为了满足这120元的名义需求,我就需要供应120斤大米。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只能加班加点,雇佣更多工人来扩大生产。

在这个过程中,我甚至可能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市场上对我的大米的需求突然上升了(比如大家突然更爱吃大米了),而不是因为央行多印了钱。这种由货币扩张带来的“幻觉”,最终导致我的真实产出从100斤上升到了120斤。这就是超预期的货币冲击影响真实经济的大致机制。

这种情况会带来复杂的经济动态变化,而通胀预期的变化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是**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所描述的内容。

菲利普斯曲线最初描述的是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张图显示了美国在1948年到1970年间的数据,通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我们知道失业率与真实经济增长之间也是负相关的(经济增长快则失业率低)。因此,通过逻辑推导,真实经济增速应该与通胀率正相关。这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第六章:通胀预期的动态与滞胀的形成

如果确实存在一条稳定的、向右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或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那么政府就有动力通过制造更高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压低失业率。

但问题在于,货币影响经济的途径是超预期。如果你希望持续地通过货币宽松来刺激经济,就不能仅仅是把货币增速从0%提高到10%并维持下去。因为一旦人们预期到未来的货币增速将稳定在10%,这个增速就会被纳入他们的定价决策中,从而失去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当大家开始预期货币增速为10%时,为了再次刺激经济,你就需要将货币增速超预期地提高到20%。这超出预期的10个百分点才会再次起到刺激作用。然而,民众并不傻。当你把增速搞到20%后,他们会观察到你之前的行为模式(从0%到10%,再到20%),并开始预期你未来会进一步提高增速,比如他们可能会把通胀预期调整到30%。此时,你若想再刺激经济,就必须把货币增速提高到40%甚至50%。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的货币增速与公众的通胀预期之间展开了一场“追逐赛”,这会导致通胀预期和实际通胀率螺旋式上升,最终失控。当通胀预期失控时,原来那条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或总供给曲线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再来看菲利普斯曲线的图。深色圆点是1948-1970年,而浅色圆点是1971-1990年。在后一个时期,你会发现通胀与失业率之间不再有清晰的负相关关系,反而一度呈现出通胀和失业率双高的局面。这种情况被称为滞胀(Stagflation)。

滞胀是如何产生的?这正是预期在货币刺激经济过程中的动态演变的体现。二战后,菲利普斯曲线被发现并被当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奉为圭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稳定的、可以利用的规律,因此试图通过制造高通胀来换取低失业。

在六十年代,这种做法似乎是有效的,因为当时公众普遍持有低通胀预期。当他们观察到物价上涨时,更倾向于解读为是实体经济繁荣、需求旺盛的表现,因此愿意扩大生产、增加雇佣,从而实现了“高通胀、低失业”。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当政府有意识地、系统性地通过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时,民众逐渐学会了,他们开始明白高通胀并非源于经济繁荣,而是政府在印钞。于是,他们将更高的通胀纳入了自己的预期。这种通胀预期的上移,导致了整个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在同样的失业率水平下,通胀率变得更高。

最终,当通胀高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时,政府又不得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反通胀(如八十年代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大幅加息)。在紧缩初期,由于公众的高通胀预期尚未扭转,货币紧缩会首先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而通胀下降缓慢。只有当紧缩政策持续到足以让民众相信政府反通胀的决心时,通胀预期才会回落,菲利普斯曲线才会重新下移。

在整个“刺激-失控-紧缩”的周期中,经济在“失业率-通胀率”平面上走出了一条顺时针的螺旋(clockwise spiral)。美国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数据清晰地展示了这样一个螺旋,这正是通胀预期剧烈反转的体现。

第七章:货币政策的现代定义:预期管理的技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当讨论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时,预期(Expectation)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核心变量。货币总是通过超预期的途径来发挥作用。因此,现代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一门调控预期的技术。

前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用一个精妙的比喻阐释了预期的作用。他提到了1986年世界杯上马拉多纳对阵英格兰时打入的两个进球。

第一个“上帝之手”的进球,是出乎意料、不合规则的。这类似于传统的中央银行操作,充满了神秘感,依靠出其不意的行动来影响市场。

然而,被人们忽略的第二个进球,更能展现现代货币政策理论中预期的力量。马拉多纳带球奔袭六十米,晃过五名防守队员。神奇之处在于,他几乎是沿着一条直线跑动的。他如何能用直线突破防守?答案是,英国的防守队员们是根据他们对马拉多纳下一步行动的预期来做出反应的。因为他们都预期马拉多纳会向左或向右变向,所以马拉多纳才能沿直线突破。

现代货币政策与此类似。市场参与者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对央行下一步行动的预期来做出反应的。当央行成功地锚定了市场的预期之后,它甚至不需要频繁地采取实际行动,就能引导市场达到其政策目标。因此,我们看到像美联储这样的央行,会通过会议声明、官员讲话等方式,不断释放信号,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

第八章: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例如,中国央行的“维护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或美联储的“稳定物价和促进就业”)可能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动态不一致性(Dynamic Inconsistency)。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博弈论问题。

  1. 政府的偏好:政府当然希望经济增长又好、通胀又低。为了实现对经济的有效刺激,政府希望民众能形成一个很低的通胀预期。因为民众的预期越低,政府只需制造一点点超预期的通胀,就能对经济产生显著的刺激效果,同时整体通胀水平也不会太高。
  2. 承诺与欺骗:于是,政府会向民众承诺,它将维持低通胀。民众相信了这一承诺,并据此设定了较低的工资和产品价格。
  3. 背叛的动机:然而,一旦民众的低价设定完成,博弈进入第二阶段,政府就有了背离其承诺的动机。因为它发现,此时稍微推高一点通胀,可以在通胀不会上升太多的前提下,换来失业率的明显下降(或经济增长的提升),这对它来说是最优选择。
  4. 理性的民众:但民众也不傻。他们能够预见到政府有这种“欺骗”的动机。因此,民众从一开始就不会相信政府那个“维持低通胀”的承诺。
  5. 糟糕的均衡:最终的结果是,民众在一开始就会形成一个较高的通胀预期,以防范政府未来的“投机”行为。整个经济最终会陷入一个高通胀、但经济增长并未得到持续好处的糟糕境地。

这种糟糕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政府(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总是会关心经济增长和就业,从而使其低通胀的承诺变得不可信。

如何解决这个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主要有三种办法:

  1. 实行通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通过法律等形式规定,央行的唯一或首要目标就是控制通胀,而无需对经济增长或就业负责。如果通胀偏离目标,行长甚至可能需要承担责任。这会消除央行制造通胀的动机。
  2. 增加央行的独立性(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政府关心增长和就业,但可以让央行与政府保持距离,拥有独立性。央行可以不必像政府一样时时刻刻将短期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经验研究表明,央行独立性越高的国家,其平均通胀水平越低。
  3. 任命“鹰派”央行行长:选择一个以讨厌通胀而著称、拥有“反通胀”声誉的人来担任央行行长。他/她的个人声誉本身就可以帮助锚定低通胀预期。

第九章: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践:以美联储为例

接下来,我们以美国为例,看看在常规时期(大致指2008年次贷危机前),这一套理论是如何组合在一起运作的。

美联储调控的核心工具是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这是一个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也是所有利率中期限最短的。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设定一个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通常为25个基点),然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确保实际利率在这个区间内运行。

为什么央行要选择调控最短端的利率?一个主要原因是,这能让央行最大程度地保留货币投放和回笼的自主权。通过借出隔夜资金,央行可以确保第二天资金就到期。如果届时希望收回流动性,只需不再续借即可;如果希望继续投放,只需不断地将到期资金重新借出(展期)即可。

美联储通过调控这一个最短端的无风险利率,其政策意图会通过金融市场中无处不在的套利行为,传导到不同期限、不同风险的各种利率上,形成所谓的收益率曲线(Yield Curve)。例如,如果美联储声明并让市场相信,它将在未来五年都维持零利率,那么投资者就会抛售收益率更高的五年期国债,转而去滚动借入成本为零的隔夜资金,这种套利行为会迫使五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向零靠拢。

通过这种方式,央行对一个利率的调控,就能影响到整个广谱利率体系,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的信贷扩张和总需求,从而达成其最终的政策目标。这个过程依赖于一个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

那么,美联储具体是如何决定何时加息、何时降息的呢?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r)发现,美联储的行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规则来描述,即泰勒法则(Taylor Rule)。这个法则指出,美联储主要看两件事:通货膨胀和经济状况(通常用产出缺口衡量)。

  • 当通胀上行或经济向好(产出缺口为正)时,美联储就会加息。
  • 当通胀下行或经济走弱时,美联储就会降息。

这张图中的深色线是历史上联邦基金利率的实际走势,浅色线是根据泰勒法则拟合出的走势。可以看到,两者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相当吻合,说明这个简单的规则很好地描述了美联储在常规时期的操作模式。

第十章:常规政策的失灵与非常规政策的兴起

然而,以上所有讨论都建立在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顺畅的前提之上。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张图展示了美联储的总资产和商业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存款(即准备金)。可以看到,在次贷危机前,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非常少,因为将钱闲置在美联储账户上几乎没有利息,银行有强烈的动机将每一分多余的资金都贷出去以赚取利润。

但次贷危机爆发后,整个金融体系一度濒临崩溃。为了防止连锁倒闭,美联储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天量的流动性。然而,与此同时,危机后的经济极度疲弱,企业和居民都在修复资产负债表,纷纷“去杠杆”,借贷意愿大幅下降。银行也因为风险过高而惜贷。

这导致的结果是,广义货币的派生严重受阻。美联储注入的基础货币无法被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只能以巨额超额准备金的形式,淤积在商业银行于美联储的账户上。

当超额准备金堆积如山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就失灵了。

  • 利率工具:联邦基金利率很快降至零,触及了所谓的零利率下限(Zero Lower Bound)。利率再难下降,通过降息刺激经济的渠道被堵死。
  • 准备金工具:银行已经不在乎超额准备金是多是少,再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也无法刺激银行去放贷。

传统的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就像一根“缰绳”,你可以用它勒住一匹狂奔的马(抑制经济过热),但无法用它去推动一匹懒散的马(刺激经济复苏)。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时,常规货币政策就失效了。

常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催生了**非常规货币政策(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的诞生。其核心思想是,如果传统的传导路径被堵住了,那么央行就必须想办法绕开这些阻塞点,将政策工具的落脚点更直接地推向最终目标。这便是我们下一节课将要探讨的内容。

总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核心内容:

  1. 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这是理解货币如何影响经济的关键。我们分析了从央行操作到影响实体经济的一系列环节。
  2. 分析逻辑:我希望大家掌握一个分析金融货币现象的核心逻辑,即必须深入到现象内部,从相关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动机出发来理解问题,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或听信故事。
  3. 预期的核心作用:在货币与经济的关系中,预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现代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管理预期的艺术。
  4. 常规货币政策框架:在传导路径顺畅时,央行通过调控短期利率,并借助市场预期管理,就可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但当这条路径阻塞时,就需要新的政策框架。